我们综合来看，真相极有可能是，尧帝年老，舜帝崛起。为了安抚这个年轻的部落首领——我们知道，当时的社会还处于部落联盟时期。最强部落并不是固定的，因此，部落联盟盟主也就是天子，也不是固定的——尧帝先后将两个女儿嫁给舜帝，可见，尧帝为了得到舜帝拥护作出了多大努力。
可是，尧帝没有想到，舜帝并没有安于现状，反倒趁势崛起，最终逼迫尧帝退位，自行接掌天子大权。就连大舅子丹朱也被他镇压。
事实上，这类桥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比如曹丕之于汉献帝。比如隋文帝杨坚对付北周小皇帝，比如宋太祖赵匡胤陈桥兵变，收拾后周小皇帝……
难怪曹丕之接受汉献帝禅让时慨叹：舜禹禅事，我今知矣！
禁書「竹書記年」，顛覆你所學歷史
Re: 禁書「竹書記年」，顛覆你所學歷史
以现代人的思想去猜度古人是最大的问题，比如基诺族，解放前仍然处于氏族公社时期，现代人若没有亲眼见过恐怕无法相信这样的存在。当时人们一直处于那种氛围，禅让未必一定充满各种阴谋。特别是原始平均分配制情况下，领导人未必就是既得利益者。竹书纪年未必一定错，但它以私有制的家天下思想猜度尧舜是很明显的。而这种思想肯定会得到同样处于私有制的战国的人们和现代的我们的共鸣。但处在原始社会公有制下的人们可能认为禅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并没有什么血雨腥风。当然以上都是猜测，因为并没有考古方面的证据，说白了就是没有定论，一切皆有可能。阴谋论者更相信竹书纪年，理想主义者更相信儒家经典的记录，但真相与什么样的相信无关，在没有进一步的考古发现前无法判断谁对谁错。
Re: 禁書「竹書記年」，顛覆你所學歷史
古时囚和现在的囚不同意，把一个和自己没有血缘关系的老人接到家里奉养起来。舜是中华民族仁孝的代表，好像是囚尧实为给他养老送终（传说舜是尧的女婿，又是天下女婿的榜样）。一字之意更会提高舜的形象。
Re: 禁書「竹書記年」，顛覆你所學歷史
关键是因为“舜囚尧、益干启位，启杀之”等记载无第一手史料可以验证（甚至尧舜禹等人物尚未被考古所证实存在），属于孤证；而“太甲杀伊尹”的记载则有甲骨文进行对比验证，能够揭示出真相，所以就将这篇文章贴在这里，论证出“太甲杀伊尹”的记载是否是真实的，我们也就可以推论出《竹书纪年》“舜囚尧”的记载可信性有多大了。
核心提示：《史记》与《竹书纪年》对上古历史记载的矛盾之处，究竟孰是孰非？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释，本文通过对甲骨文中商代周祭祀谱的记载与《史记》、《竹书纪年》的抵牾之处，考证“太甲杀伊尹”的历史谜题之真伪，从而证明《史记》与《竹书纪年》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各有谬误，而单从“太甲杀伊尹”的记载来看，《史记》显然接近于历史真相。
《竹书纪年》自西晋发掘出土之后，由于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学篡改的编年体通史，其中包含的价值在当时即为史家所重视。《竹书纪年》可以与甲骨文、《春秋》—《左传》—《史记》系统相互印证，成为后世重建上古史学与年代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其价值不言而喻。
但《竹书纪年》中也包含着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的认知，主要事迹有：益与夏启在禹死后争位，被夏启所杀；商汤死后，伊尹摄政，囚禁商汤之孙太甲而自立，七年后太甲潜出桐宫，杀伊尹而夺回王位；商王文丁杀死周文王之父季历；史记记载周穆王继位时已50岁，又当了55年的周王后去世，而《纪年》则说是周文王灭商之后，到周穆王有100年，并非穆王活了一百岁；“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之后，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并非是周公、召公二相摄政而叫做共和。这其中，有一看就更为合理的事实，如周穆王继位时周王朝有百年，但上古史实如益、启争位，太甲杀伊尹等重大事实，与传统史学的冲突极大，且又为孤证，成为两千年来的史学疑案。
传统的以史证史方式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几乎无法解决《竹书纪年》记载真伪问题。幸运的是，甲骨文的出土让我们有了第一手的、也是最真实的史料来验证史书记载的真伪。虽然甲骨文并无“太甲杀伊尹”事件的直接记载，但从商代周祭祀谱的记载，甲骨文的祭祀已经透露了足够的信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竹书纪年》记载孰是孰非，特别是“太甲杀伊尹”事件的真伪，将让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两大史学系统的准确性问题。
最权威的商王世系记录：什么是“商代周祭祀谱”
现有的甲骨文以及地下发掘证明，殷商文化是一种崇鬼神、重祭祀、严刑戮的文化传统，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占卜的记载，《礼记·表记》所记载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国语·周语》也记载“夫祀，国之大节也”。正是由于商代如此看重祭祀，因此发展出了空前绝后的商代周祭制度，这一制度是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首先发现的。他在《殷历谱》中说：“余于民国二十三年辑录第五期卜辞，于卜祀一类，发现当时之祀典”。
《合集》35406
注①：翌是商代五种祭祀方式之一。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是《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殷先王。此两残片“依日之次序翌祭先祖”（《殷历谱》，上编卷三，第二章，乙辛祀典），即翌祭先王一是按先王在位顺序，二是翌祭日期的天干与先王名中的天干相同，排列整齐。
所谓商代周祭制度，是晚商时代，商王运用翌、祭、彡等五种祭祀方法周期性地祭祀商代先代商王和先妣（先代商王的配偶）的制度，一个祭祀的周期约相当于一年，这一系统实际上也有计时的作用。
商代周祭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历代商王的庙号之中都含有十天干之一，祭祀日的天干必定与庙号中的天干相同，如大甲、小甲、祖甲等先王只能在甲日祭祀；
2. 先王先妣的祭祀必须按照先王的在位先后顺序进行祭祀，并且先妣在该位周王的同旬或后一旬祭祀。
3. 由于商代帝王世系采用父子相承和兄终弟及制交替进行的制度，而在商代周祭制度之中，只有商王直系先王的配偶才有资格进入周祭祀谱，旁系先王配偶不能入祀谱。
这几个特点对确定商王世系年表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竹书纪年》记载的下限到战国魏襄王20年（公元前299年），而史记的下限是汉武帝末期，前者距离商朝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后者则更是有千年之久。对后世史官来说，商王世系无非是一张历史年表，而对商王本身来说，是历代祖先血食的依据，保佑商王和万民的重中之重，其可靠性毋庸置疑。对照商代周祭祀谱，对两大历史系统的谬误修改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而正是从周祭祀谱中，我们可以发现“太甲—伊尹”故事的真相逐步浮现。
商王传承之谜：为什么侄子在先，叔叔在后？
商汤在灭掉夏朝登天子位之后，在位十二年（一说十三年）去世。汤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丁（也称作大丁），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太子太丁未及继位即早逝，他的儿子即太甲（也称作大甲）。在谁继承商汤王位的问题上，史书一般记载的顺序是：次子外丙继位，三年后崩，又三子仲壬继位，四年后崩，于是伊尹立太甲继位。传承顺序为：
商汤——（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
《史记》：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而《古本竹书纪年》②的记载是：外丙胜居亳。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
②《竹书纪年》分为《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是从各种史书中辑录《竹书纪年》的引文，被认为最接近《竹书纪年》原本，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过王国维先生考证，是从其他书中抄袭杂糅而成，价值不高，因此本文说的《竹书纪年》专指《古本》，引用《今本》处注明《今本竹书纪年》，不另行说明。
帝位传承《史记》与《竹书纪年》基本一致，然而甲骨文中的周祭祀谱王系则与此大相径庭：按照周祭祀谱，传承顺序为：
商汤——（太丁）——太甲——外丙——太庚
太丁与其妻子妣戊都在周祭祀谱之中，这一点并不出奇，虽然太丁并未继承王位，但按照商王朝继承制度，只要立为太子，即视为与登上王位的商王一样，因此太丁作为直系商王，进入了祭祀王系之中。
但后面的记载完全不同，太甲先于外丙继位，仲壬并未做过商王，未能进入周祭祀谱，可以说：《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子继承制抑或兄终弟及制？
商汤去世之后，究竟是外丙继位还是太甲继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研究商代宗法制度的关键。自商代有据可考的先公上甲微之后，连续七代君主都是父子传承，即上甲微—报乙—报丙—示壬—示癸—大乙（汤），按照史书记载，太子太丁早逝之后，外丙、中壬相继继位，这曾令史学家为之困惑：因为破坏了商王一直以来的传承制度，可谓宗法制度的倒退。虽然后世商代也有过几次兄终弟及，但这次先例开的似乎并没有足够理由。
从甲骨文中找到商代周祭祀谱后，这一困惑得以解开：商汤去世后，并没有让外丙继位，继任者是嫡孙大甲，商汤并没有破坏嫡长子继承制。但其后紧接着继位的是他的叔叔外丙，而不是太甲之子太庚，这一反常的王位传承，只能用“伊尹放太甲”来解释了。
《史记· 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元年，伊尹做《伊训》，做《肆命》，做《徂后》。但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于是伊尹将太甲囚禁于桐宫，自己摄政三年。在这里，《竹书纪年》和《史记》出现巨大分歧：《竹书纪年》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但很显然，按照周祭祀谱的记载，仲壬没有继位，伊尹也没有自立，而是让太甲的叔叔外丙继位，代理担任商王。
伊尹这样做是相当明智的。首先，可以避免自己篡位的嫌疑，如果太甲改过自新，可以将政权重新还给太甲，维护商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承；而如果太甲不能归贤，那么商王朝可以转为外丙——外丙之子一系，从而保证政权平稳过渡。伊尹摄政辅佐外丙，也可以防止商王家族内部其他人物对王位的觊觎，同时也避免了伊尹落下“自立”的口实，可以说外丙继位是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从情理上推断，甲骨文中有关伊尹的记载也足够驳倒“伊尹自立，太甲潜出桐宫，杀伊尹自立”的记载。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推理即可得出的结论：如果伊尹自立做过商王，那么商王周祭祀谱必然会有记载，而这与现存的甲骨文商王世系记载相冲突；如果伊尹真的自立当上了商王，但被后世太甲的子孙认为是“乱臣贼子”而不能入周祭，又怎么可能用仅次于商王的祭祀仪式予以纪念？要知道现存甲骨文祭祀伊尹的辞条多达140余条，有与商代先公、先王合祭的，也有单独被祭祀的，如：
癸巳贞：又升伐于伊，其乂大乙彡。（《合集》32103，四期。）
《合集》32103
乙巳贞：其求禾于伊。（《合集》33282，四期）
将伊尹与高祖上甲微、直系先王大乙等进行合祭，说明伊尹地位之高。一定程度上，伊尹是作为保佑商王朝丰收、负责风雨的神祗来进行祭祀的，与之相比，很多商王都没有如此之高的待遇，如被伊尹立为商王的外丙，现存的甲骨卜辞上祭祀次数就很少，而且祭祀品仅有“一伐”、“牛一”之类，还有卜问外丙是否要加害现任商王的，商人对这一位旁系先王的祭祀远不如伊尹。
综上所述，很显然，伊尹并未夺商王位而自立当无疑义。那么，伊尹被杀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立外丙继位三年（一说两年），后因为太甲的改过自新而重新被迎立为商王，至于外丙是去世抑或退位，史无明载，无法判断。至于“放太甲于桐宫七年而自立”，很可能是外丙—仲壬相继为王共7年的记载有关，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仲壬并未担任过商王，因此七年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史籍中对于太甲之后史实记载的谬误
包括《史记》和《竹书纪年》，对商王世系的传承的记载谬误还不仅仅在此，《史记》记载，太宗崩，子沃丁立，《竹书》记载：太甲唯得十二年，沃丁绚即位，居亳。《史记》更写着：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波，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今本竹书纪年》：沃丁八年，祠保衡。这里保衡即伊尹。
然而，在甲骨文中，沃丁并不在周祭祀谱之中，因此沃丁并没有即位，《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而真正在太甲之后即位的是太甲的另一个儿子太庚，太庚为直系商王，其配偶妣壬也受到祭祀。
由此可见，两大系统的记载都有不同程度的谬误，不能单纯地认为《史记》或者《竹书纪年》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一点不但对于“太甲杀伊尹”问题是有用的，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历史事件。今天伊尹的墓地在河南偃师槐庙之杏元庄南，与田横墓南北相望，同受到后人的敬仰好保护。从史籍记载来说，如《吕氏春秋》等都记载“祖伊尹世世享商”，甲骨文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伊尹受到后世历代成汤、太甲子孙的无限尊崇，并予以隆重的祭祀，而太甲也被后世尊崇为明君，称其为“太宗”，又称“明王”，成为商王朝明君之一。
在甲骨文祭祀中，太甲的地位也是受祭祀的二十九位先公、先王中较高的，从目前留下的祭祀记录中，商人最为崇拜的先公是上甲微，最崇拜的先王是大乙（商汤），祖乙（中宗），其后就是身为太宗的大甲。而综合商人祖先崇拜与祭祀的情况来看，明显可以看出商王重视直系先王，直系先王中更重视商王朝历史上做过重大贡献的先公，先王，并给予他们隆重的祭祀，祈祷这些先公，先王的灵魂在农业生产，战争之中予以护佑。而对于一般的商王则仅仅是普通的祭祀，祀典贫乏而且不隆重，这一倾向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同时，这一点也从反面证明了：如果两位有着巨大“盛德”的人物最后竟以相互残杀而告终，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后世的记载中都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
结 论
通常来说，历史学遵从的一般性原则为“孤证不立”，也就是没有证据证明材料本身的真实性，那么这一单一的史料不能成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在有众多史料如《尚书》《左传》《楚辞》《史记》，包括先秦诸子诸多书籍中，对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改过后迎回太甲为王的记载都是众口一词的，只有《竹书纪年》的记载本来就说服力薄弱，但《竹书纪年》发现之后，恰逢两晋南北朝“八代之衰”，儒学史观备受质疑的时代，因此“太甲杀伊尹”的说法流传不绝，成为有影响力的一种学说。
近世史学家推断，《竹书纪年》里“太甲杀伊尹”的说法在战国时代可能流行一时，请注意，《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而魏国又是“三家分晋”的政治结果，编造“舜囚尧，舜篡尧位”这类政治谣言，无疑对论证三家分晋，魏国立国的合法性有利。
通过本文分析，甲骨文证明了《史记》、《竹书纪年》的记载并不能用一种说法否定另一种说法，而从最可靠的商代周祭祀谱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太甲杀伊尹”的证据，反倒是《史记》系统中“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三年后悔改继任为王”的说法更符合历史真实。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慎重地对待“‘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这类的记载。
资料来源：
《史记·殷本纪》
《史记·周本纪》
《中国社科院文库·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
《中国社科院文库·商代史》卷八·商代宗教祭祀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如何订补〈殷本纪〉商王世系》
核心提示：《史记》与《竹书纪年》对上古历史记载的矛盾之处，究竟孰是孰非？年代久远已经很难考释，本文通过对甲骨文中商代周祭祀谱的记载与《史记》、《竹书纪年》的抵牾之处，考证“太甲杀伊尹”的历史谜题之真伪，从而证明《史记》与《竹书纪年》对商王世系的记载各有谬误，而单从“太甲杀伊尹”的记载来看，《史记》显然接近于历史真相。
《竹书纪年》自西晋发掘出土之后，由于是古代唯一一部未遭秦火和儒学篡改的编年体通史，其中包含的价值在当时即为史家所重视。《竹书纪年》可以与甲骨文、《春秋》—《左传》—《史记》系统相互印证，成为后世重建上古史学与年代学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其价值不言而喻。
但《竹书纪年》中也包含着与传统史学大相径庭的认知，主要事迹有：益与夏启在禹死后争位，被夏启所杀；商汤死后，伊尹摄政，囚禁商汤之孙太甲而自立，七年后太甲潜出桐宫，杀伊尹而夺回王位；商王文丁杀死周文王之父季历；史记记载周穆王继位时已50岁，又当了55年的周王后去世，而《纪年》则说是周文王灭商之后，到周穆王有100年，并非穆王活了一百岁；“国人暴动”赶走周厉王之后，共伯和摄行天子事，并非是周公、召公二相摄政而叫做共和。这其中，有一看就更为合理的事实，如周穆王继位时周王朝有百年，但上古史实如益、启争位，太甲杀伊尹等重大事实，与传统史学的冲突极大，且又为孤证，成为两千年来的史学疑案。
传统的以史证史方式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几乎无法解决《竹书纪年》记载真伪问题。幸运的是，甲骨文的出土让我们有了第一手的、也是最真实的史料来验证史书记载的真伪。虽然甲骨文并无“太甲杀伊尹”事件的直接记载，但从商代周祭祀谱的记载，甲骨文的祭祀已经透露了足够的信息，让我们重新审视《史记》、《竹书纪年》记载孰是孰非，特别是“太甲杀伊尹”事件的真伪，将让我们可以更客观地看待两大史学系统的准确性问题。
最权威的商王世系记录：什么是“商代周祭祀谱”
现有的甲骨文以及地下发掘证明，殷商文化是一种崇鬼神、重祭祀、严刑戮的文化传统，甲骨文绝大多数都是关于占卜的记载，《礼记·表记》所记载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国语·周语》也记载“夫祀，国之大节也”。正是由于商代如此看重祭祀，因此发展出了空前绝后的商代周祭制度，这一制度是甲骨四堂之一的董作宾先生首先发现的。他在《殷历谱》中说：“余于民国二十三年辑录第五期卜辞，于卜祀一类，发现当时之祀典”。
《合集》35406
注①：翌是商代五种祭祀方式之一。上甲、报乙、报丙、报丁、示壬、示癸是《史记·殷本纪》中记载的殷先王。此两残片“依日之次序翌祭先祖”（《殷历谱》，上编卷三，第二章，乙辛祀典），即翌祭先王一是按先王在位顺序，二是翌祭日期的天干与先王名中的天干相同，排列整齐。
所谓商代周祭制度，是晚商时代，商王运用翌、祭、彡等五种祭祀方法周期性地祭祀商代先代商王和先妣（先代商王的配偶）的制度，一个祭祀的周期约相当于一年，这一系统实际上也有计时的作用。
商代周祭有以下几个特点：
1. 历代商王的庙号之中都含有十天干之一，祭祀日的天干必定与庙号中的天干相同，如大甲、小甲、祖甲等先王只能在甲日祭祀；
2. 先王先妣的祭祀必须按照先王的在位先后顺序进行祭祀，并且先妣在该位周王的同旬或后一旬祭祀。
3. 由于商代帝王世系采用父子相承和兄终弟及制交替进行的制度，而在商代周祭制度之中，只有商王直系先王的配偶才有资格进入周祭祀谱，旁系先王配偶不能入祀谱。
这几个特点对确定商王世系年表有重大意义，我们知道，《竹书纪年》记载的下限到战国魏襄王20年（公元前299年），而史记的下限是汉武帝末期，前者距离商朝已经有700多年的历史，后者则更是有千年之久。对后世史官来说，商王世系无非是一张历史年表，而对商王本身来说，是历代祖先血食的依据，保佑商王和万民的重中之重，其可靠性毋庸置疑。对照商代周祭祀谱，对两大历史系统的谬误修改有着巨大的意义和价值，而正是从周祭祀谱中，我们可以发现“太甲—伊尹”故事的真相逐步浮现。
商王传承之谜：为什么侄子在先，叔叔在后？
商汤在灭掉夏朝登天子位之后，在位十二年（一说十三年）去世。汤有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太丁（也称作大丁），次子外丙，三子仲壬。太子太丁未及继位即早逝，他的儿子即太甲（也称作大甲）。在谁继承商汤王位的问题上，史书一般记载的顺序是：次子外丙继位，三年后崩，又三子仲壬继位，四年后崩，于是伊尹立太甲继位。传承顺序为：
商汤——（太丁）——外丙——仲壬——太甲——沃丁——太庚
《史记》：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是为帝外丙。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之弟中壬，是为帝中壬。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
而《古本竹书纪年》②的记载是：外丙胜居亳。殷仲壬即位，居亳，其卿士伊尹。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
②《竹书纪年》分为《古本竹书纪年》和《今本竹书纪年》，《古本竹书纪年》是从各种史书中辑录《竹书纪年》的引文，被认为最接近《竹书纪年》原本，而《今本竹书纪年》经过王国维先生考证，是从其他书中抄袭杂糅而成，价值不高，因此本文说的《竹书纪年》专指《古本》，引用《今本》处注明《今本竹书纪年》，不另行说明。
帝位传承《史记》与《竹书纪年》基本一致，然而甲骨文中的周祭祀谱王系则与此大相径庭：按照周祭祀谱，传承顺序为：
商汤——（太丁）——太甲——外丙——太庚
太丁与其妻子妣戊都在周祭祀谱之中，这一点并不出奇，虽然太丁并未继承王位，但按照商王朝继承制度，只要立为太子，即视为与登上王位的商王一样，因此太丁作为直系商王，进入了祭祀王系之中。
但后面的记载完全不同，太甲先于外丙继位，仲壬并未做过商王，未能进入周祭祀谱，可以说：《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长子继承制抑或兄终弟及制？
商汤去世之后，究竟是外丙继位还是太甲继位，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这是研究商代宗法制度的关键。自商代有据可考的先公上甲微之后，连续七代君主都是父子传承，即上甲微—报乙—报丙—示壬—示癸—大乙（汤），按照史书记载，太子太丁早逝之后，外丙、中壬相继继位，这曾令史学家为之困惑：因为破坏了商王一直以来的传承制度，可谓宗法制度的倒退。虽然后世商代也有过几次兄终弟及，但这次先例开的似乎并没有足够理由。
从甲骨文中找到商代周祭祀谱后，这一困惑得以解开：商汤去世后，并没有让外丙继位，继任者是嫡孙大甲，商汤并没有破坏嫡长子继承制。但其后紧接着继位的是他的叔叔外丙，而不是太甲之子太庚，这一反常的王位传承，只能用“伊尹放太甲”来解释了。
《史记· 殷本纪》记载：帝太甲元年，伊尹做《伊训》，做《肆命》，做《徂后》。但太甲“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暴虐，不遵汤法，乱德，於是伊尹放之於桐宫。三年，伊尹摄行政当国，以朝诸侯。”于是伊尹将太甲囚禁于桐宫，自己摄政三年。在这里，《竹书纪年》和《史记》出现巨大分歧：《竹书纪年》记载：仲壬崩，伊尹放大甲于桐，乃自立也。但很显然，按照周祭祀谱的记载，仲壬没有继位，伊尹也没有自立，而是让太甲的叔叔外丙继位，代理担任商王。
伊尹这样做是相当明智的。首先，可以避免自己篡位的嫌疑，如果太甲改过自新，可以将政权重新还给太甲，维护商代嫡长子继承制的传承；而如果太甲不能归贤，那么商王朝可以转为外丙——外丙之子一系，从而保证政权平稳过渡。伊尹摄政辅佐外丙，也可以防止商王家族内部其他人物对王位的觊觎，同时也避免了伊尹落下“自立”的口实，可以说外丙继位是有很大的历史必然性。
从情理上推断，甲骨文中有关伊尹的记载也足够驳倒“伊尹自立，太甲潜出桐宫，杀伊尹自立”的记载。这是一个简单的二元推理即可得出的结论：如果伊尹自立做过商王，那么商王周祭祀谱必然会有记载，而这与现存的甲骨文商王世系记载相冲突；如果伊尹真的自立当上了商王，但被后世太甲的子孙认为是“乱臣贼子”而不能入周祭，又怎么可能用仅次于商王的祭祀仪式予以纪念？要知道现存甲骨文祭祀伊尹的辞条多达140余条，有与商代先公、先王合祭的，也有单独被祭祀的，如：
癸巳贞：又升伐于伊，其乂大乙彡。（《合集》32103，四期。）
《合集》32103
乙巳贞：其求禾于伊。（《合集》33282，四期）
将伊尹与高祖上甲微、直系先王大乙等进行合祭，说明伊尹地位之高。一定程度上，伊尹是作为保佑商王朝丰收、负责风雨的神祗来进行祭祀的，与之相比，很多商王都没有如此之高的待遇，如被伊尹立为商王的外丙，现存的甲骨卜辞上祭祀次数就很少，而且祭祀品仅有“一伐”、“牛一”之类，还有卜问外丙是否要加害现任商王的，商人对这一位旁系先王的祭祀远不如伊尹。
综上所述，很显然，伊尹并未夺商王位而自立当无疑义。那么，伊尹被杀也就成了无稽之谈。
历史的真相应该是：伊尹放太甲于桐宫，立外丙继位三年（一说两年），后因为太甲的改过自新而重新被迎立为商王，至于外丙是去世抑或退位，史无明载，无法判断。至于“放太甲于桐宫七年而自立”，很可能是外丙—仲壬相继为王共7年的记载有关，然而我们已经知道，仲壬并未担任过商王，因此七年说也就不攻自破了。
史籍中对于太甲之后史实记载的谬误
包括《史记》和《竹书纪年》，对商王世系的传承的记载谬误还不仅仅在此，《史记》记载，太宗崩，子沃丁立，《竹书》记载：太甲唯得十二年，沃丁绚即位，居亳。《史记》更写着：帝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波，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今本竹书纪年》：沃丁八年，祠保衡。这里保衡即伊尹。
然而，在甲骨文中，沃丁并不在周祭祀谱之中，因此沃丁并没有即位，《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都是错误的。而真正在太甲之后即位的是太甲的另一个儿子太庚，太庚为直系商王，其配偶妣壬也受到祭祀。
由此可见，两大系统的记载都有不同程度的谬误，不能单纯地认为《史记》或者《竹书纪年》就一定是正确的。这一点不但对于“太甲杀伊尹”问题是有用的，同样也适用于其他历史事件。今天伊尹的墓地在河南偃师槐庙之杏元庄南，与田横墓南北相望，同受到后人的敬仰好保护。从史籍记载来说，如《吕氏春秋》等都记载“祖伊尹世世享商”，甲骨文也完全证明了这一点，伊尹受到后世历代成汤、太甲子孙的无限尊崇，并予以隆重的祭祀，而太甲也被后世尊崇为明君，称其为“太宗”，又称“明王”，成为商王朝明君之一。
在甲骨文祭祀中，太甲的地位也是受祭祀的二十九位先公、先王中较高的，从目前留下的祭祀记录中，商人最为崇拜的先公是上甲微，最崇拜的先王是大乙（商汤），祖乙（中宗），其后就是身为太宗的大甲。而综合商人祖先崇拜与祭祀的情况来看，明显可以看出商王重视直系先王，直系先王中更重视商王朝历史上做过重大贡献的先公，先王，并给予他们隆重的祭祀，祈祷这些先公，先王的灵魂在农业生产，战争之中予以护佑。而对于一般的商王则仅仅是普通的祭祀，祀典贫乏而且不隆重，这一倾向对后世也有深远的影响。
同时，这一点也从反面证明了：如果两位有着巨大“盛德”的人物最后竟以相互残杀而告终，那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在后世的记载中都有着如此崇高的地位。
结 论
通常来说，历史学遵从的一般性原则为“孤证不立”，也就是没有证据证明材料本身的真实性，那么这一单一的史料不能成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认为“孤证不为定说。其无反证者姑存之，得有续证则渐信之，遇有力之反证则弃之。”在有众多史料如《尚书》《左传》《楚辞》《史记》，包括先秦诸子诸多书籍中，对伊尹放太甲于桐宫，改过后迎回太甲为王的记载都是众口一词的，只有《竹书纪年》的记载本来就说服力薄弱，但《竹书纪年》发现之后，恰逢两晋南北朝“八代之衰”，儒学史观备受质疑的时代，因此“太甲杀伊尹”的说法流传不绝，成为有影响力的一种学说。
近世史学家推断，《竹书纪年》里“太甲杀伊尹”的说法在战国时代可能流行一时，请注意，《竹书纪年》是魏国的史书，而魏国又是“三家分晋”的政治结果，编造“舜囚尧，舜篡尧位”这类政治谣言，无疑对论证三家分晋，魏国立国的合法性有利。
通过本文分析，甲骨文证明了《史记》、《竹书纪年》的记载并不能用一种说法否定另一种说法，而从最可靠的商代周祭祀谱之中，我们看不到任何“太甲杀伊尹”的证据，反倒是《史记》系统中“伊尹放太甲于桐宫，三年后悔改继任为王”的说法更符合历史真实。同时，也可以让我们更加慎重地对待“‘尧之末年，德衰，为舜所囚’；‘舜囚尧，复偃塞丹朱，使不与父相见’；‘舜篡尧位，立丹朱城，俄又夺之’。”这类的记载。
资料来源：
《史记·殷本纪》
《史记·周本纪》
《中国社科院文库·商代史》卷二·《殷本纪》订补与商史人物徵
《中国社科院文库·商代史》卷八·商代宗教祭祀
《古本竹书纪年辑证》
《今本竹书纪年疏证》
《如何订补〈殷本纪〉商王世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