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庭审
Re: 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庭审
按当时的《国务院戒严条例》《军队调动程序》，徐勤先的抗命合法，原因是：1. 军队调动必须“三长（军委主席+两副主席）签字”是硬规定。在1980年代的军委决策制度中，野战军跨区进京属“战略级调动”，此类命令必须有 军委主席 + 两位副主席 共同签发。当时的军委主席是邓小平，副主席是赵紫阳和杨尚昆。调38军进京戒严，赵紫阳拒绝签字，邓小平和杨尚昆擅自下达调军命令，属于违反中共自己的法律，这两个人应该被审判和坐牢。而徐军长抗命则属合法。2. 按照中共自己宪法的67条21款，在北京实施戒严必须通过人大常委会授权。当时的人大委员长万里在美、加访问，人大常委会根本没有开会。后邓小平指使李鹏以国务院的名义下达戒严令，国务院无此职权，戒严令违反宪法。因此，该站上审判台和被关进监狱的，是李鹏和指使者。中共是对中国人民犯下过累累血债的反动组织和黑帮社团。徐将军是伟大军人，中国良心！徐勤先将军千古！
Re: 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庭审
徐勤先从抗美援朝就在坦克1师，几十年下来一直当到师长，因为38集团军是第一个机械化集团军，所以把他调到38军当军长。而当时的38军政委王福义则是从抗美援朝就在38军， 六四以后王福义升任北京军区副政委，晋升中将，今年已经去世。 北京军区的司令员周衣冰，政委刘振华，则是在六四之后不到一年，就退休了。 从南京军区调来王成斌接任北京军区司令， 在六四中和袁牧一起出名的张工从政治部主任升任北京军区政委。1992年11月爆发杨家将事件，随后王成斌退休，张工调走， 在这个审讯中反复提起的李来柱升任北京军区司令员。 如果没有六四事件，他们的人生都会有不同。
Re: 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庭审
吳仁华：坦///k第一师 (2023-06-10 10:27:26) 下一个
军队进京，其中有两个tk师，即第38集团军的第6师和天津警备区的第1师。
第1师是解放军最早组建的装甲部队，作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一直是解放军装甲兵建设的重点。
1989年，第1师驻地在天津市蓟县，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下辖坦克第1团、坦克第2团、坦克第3团、装甲步兵团、炮兵团、侦察营、高射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修理营等部队。
（一）
5月20日，即戒//严的当天，第1师接到了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下午，该师坦克装甲车队沿著京津公路（北京市——天津市）向北京开进，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三河县燕郊镇。燕郊镇位于潮白河畔，与北京市通县隔河相望，距离天安门广场30公里。在这里，第1师受到大批学生和群众的拦阻，奉命退至河北省三河县李旗庄休整待命。
休整待命期间，该师指挥部和所属各团纷纷研究制订开进方案，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化装进入北京市区勘察进军路线，瞭解交通情况和沿途社情。全体官兵被封闭在临时营房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覆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有关讲话，认清北京“动乱”的实质，要求人人表态，坚决执行制止“动乱”的命令。
6月1日，上级向第1师下达了部队开进的预先号令，要求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保养。第1师指挥部按照命令，要求所属各部做好开进的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发执行任务。
（二）
6月3日下午4点钟，第1师接到紧急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下午5时许，该师第1梯队乘坐数10辆坦克、装甲车，在师阎参谋长为首的师前进指挥部率领下从河北省三河县李旗庄出发，由东往西向北京开进。
下午6时许，第1梯队到达预定集结地点——位于北京市通县杨闸的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营房。第13团已进京执行任务，只有副团长邓健康和少量官兵留守。第1梯队简短休整，对车辆进行重新编组，指定装甲步兵团特务连的011号、012号、013号装甲车组成先头分队，观察开进道路，破除障碍。
晚10时许，第1梯队接到出发命令，由李树存驾驶的013号装甲车开道。不久，抵达北京市通县八里桥附近，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用公共汽车、大卡车组成路障，手挽手组成人牆，坦克装甲车队被迫停止前进，转眼之间被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僵持许久，仍无法脱身。师前进指挥部决定返回杨闸营房，改道迂迴开进。师阎参谋长向第13团副团长邓健康说明受阻情况，请求提供嚮导。
邓健康指定该团后勤处服役多年的专业军士赵德旺担任嚮导，交代赵德旺说：“能不能把坦克装甲车队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关係到整个戒严部队清场任务的成败。无论如何，你也要帮助兄弟部队完成好这个任务。”
6月4日凌晨零点20分，坦克第1师前进指挥部召开临时作战会议，确定改道迂迴开进的具体方案。赵德旺破例与会，详细介绍了北京的道路交通情况和沿途的社情，并一一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凌晨1点钟整，坦克装甲车队再次出发，赵德旺与阎参谋长共乘装甲指挥车先头开进，担负引路任务。刚一出发，又在杨闸路口被用公共汽车、卡车筑成的路障和男女老少组成的人牆所阻。官兵们下车宣传解释：“我们进城是为了维护秩序，决不会把枪口对准人民。”民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说辞，因为戒严部队已在北京城开枪，大批学生和民众伤亡。
此时，师前进指挥部接到上级“采取一切措施强行开进”的命令（即开枪命令）。赵德旺建议改变计划，避开人多路窄的京唐（北京市——唐山市）公路，迂迴到宽阔的京津公路，发挥装甲优势，强行破障，争取时间，沿著北京市朝阳区的双桥、大北窑、北京市东城区的建国门这一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赵德旺的建议被采纳了。
有了“采取一切措施强行开进”的命令，阎参谋长少了很多顾忌。一声令下，一辆辆坦克、装甲车开足马力，将挡路的几辆卡车挤向一边，坦克装甲车队呼啸而过，转头向京津公路前进。
凌晨3时许，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6辆横放的公共汽车挡住去路，四周挤满了民众，呼喊声惊天动地。装甲步兵团杜团长通过电台命令李树存：“破障前进！”李树存猛踩装甲车油门向路障猛烈撞去。6辆公共汽车被用铁链绑在一起，衝撞任何一辆公共汽车，其它的公共汽车都跟著摇动，衝撞不开。李树存招呼011号、012号装甲车上来，三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并排猛烈衝撞公共汽车的结合部，几番衝撞，终于破除了路障。
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坦克装甲车队遇到了十几辆公共汽车和满载煤炭的大卡车筑成的第2道路障，周围有数以千计的群众。李树存选择路障右侧的一棵大柳树作为突破口，加大马力衝撞，柳树韧性强，一撞之下没能断折。李树存倒车，狠劲一踩油门，装甲车猛地撞向柳树，大柳树终于被撞断了，道路右侧出现了一条通道，坦克装甲车队突围而去。
凌晨3点55分，坦克装甲车队抵达通县定福庄以东区，有三个师部队的庞大车队受阻拦于此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围堵的民众无以计数，用各种车辆组成一道坚固的路障。阎参谋长下令：迅速破障前进。先头分队的三辆装甲车将油门加到最高档，一次又一次合力衝撞，终于撞开了路障。坦克装甲车队衝了过去，三个师受阻部队的车队跟随著衝了过去。
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立交桥，围堵的民众眼看坦克装甲车队来势凶猛，急忙纵火点燃数十辆用钢丝绳连在一起的公共汽车，顿时浓烟滚滚，火焰高达十多米。阎参谋长下令强行闯过去，十几分钟后，坦克装甲车队闯过了长达50米的火海。
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这里已是北京市区，民众的阻拦更为顽强。7辆汽车围成“曰”字形设置成坚固的路障。师侦察营副营长张辉乘坐装甲指挥车，连同先头分队的三辆装甲车合力衝击路障。猛烈的撞击，导致四辆装甲车的驾驶员个个头破血流。
装甲车陆续撞开了第2层、第3层车障，许多民众奋不顾身地涌上来，手推肩顶，用几辆汽车封住缺口，并将李树存的装甲车围在了中间。李树存红了眼，疯了似地将油门加到最高档，拚命撞击路障。民众大多惊呼躲避，但仍有少数不怕死的民众怒叫著将用作路障的汽车纵火点燃。坦克装甲车队又一次突围而去。
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门口，大批学生和市民正在用水泥管等设置路障。为了抢时间，官兵们发射了军用瓦斯弹，迅速驱散了人群。军用瓦斯弹不同于一般的警用瓦斯弹，对人身的伤害更大。中国军方的资料只提到官兵们施放了军用瓦斯弹，其实还对围堵的学生和民众开枪，有学生中弹遇难。
凌晨4时许，坦克装甲车队经北京市朝阳区日坛路抵达建国门立交桥，围堵的民众将立交桥上当作路障的八九辆汽车全部点燃了。坦克装甲车队没有减速，强力撞开燃烧的汽车衝了过去。
坦克装甲车队连续衝破5道路障，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来到东长安街，街上佈满了垃圾桶、水泥墩、铁栅栏。民众并没有放弃阻拦坦克装甲车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努力，但是凡人肉身实在无法抗拒钢铁庞然大物，加上官兵们执行镇压命令的意志坚定，坦克装甲车逢人逢物均不减速，一律强力衝撞。在建国门立交桥，装甲车将奉命佔领建国门立交桥的第39集团军第115师第343团的一辆军车撞翻，造成多名军人伤亡，致使第39集团军部队官兵差一点哗变。
凌晨4点50分，李树存驾驶的013号装甲车和阎参谋长乘坐的装甲指挥车率先抵达天安门广场，比上级命令规定的“6月4日凌晨5点40分”提早了许多。李树存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凌晨5点18分，第1梯队其它的装甲车和坦克抵达天安门广场，紧随其后的其他三个师部队的军车也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
坦克装甲车队受到先期到达的第38集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阎参谋长十分兴奋，紧拉著嚮导赵德旺的手说：“谢谢你，谢谢老虎团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我们决不可能这麽顺利地完成任务。”赵德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三）
坦克第1师的主力部队——第2梯队并未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6月3日晚，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率领第2梯队从河北省三河县出发，向北京开进，一路受阻。
6月4日清晨6点40分，第2梯队才开进到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地区，再次受阻。十几辆卡车横在路中央，车上站满了民众。如果强行衝撞路障，就很可能伤害民众。于是，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决定：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坦克装甲车队刚刚停下，群众就潮水般地涌过来，团团围住每一辆坦克、装甲车，向官兵们宣讲北京各处所发生的军人开枪镇压情况。一些愤怒的民众爬上坦克车、装甲车，有的揪天线，有的拆机枪，有的砸车灯，有的卸履带。据中国官方资料声称，许多官兵被打，数十人受伤。
第2梯队官兵们一边保护坦克、装甲车，一边向群众宣传解释。从清晨6点40分到傍晚7点40分，整整13个小时，官兵们留在原地未动。一些民众主动为停止前进的官兵们送来了热水热饭，但民众始终不肯让开道路。为了既不伤害群众，又尽快到达天安门广场，师长徐庆仁下达了迂迴前进的命令。
迟至6月5日凌晨1点40分，第2梯队的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才终于到达天安门广场。有的车辆和官兵一直到6月7日才抵达天安门广场。
坦克第1师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人性未泯，没有为了完成任务而枉顾民众的生命。
（四）
坦克第1师第1梯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坦克装甲车队奉命在东长安街一线担任警戒任务，阻止学生和民众从东北角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
6月4日凌晨5点20分，坦克团团长罗刚（北京人）接到师前进指挥部命令，火速率领部队驱散聚集在新华门前的民众，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团长罗刚、副团长贾振禄率领8辆坦克组成坦克突击队。凌晨6点05分，戒严部队指挥部命令坦克第1师立即出动，驱散新华门前“反革命暴徒”。坦克突击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8辆坦克分列成4排，每排2辆，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沿著西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约2华里，有几百名学生和群众横躺在地上，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长约十几米的“人体路障”。坦克没有减速，100米、50米、30米，距离“人体路障”越来越近，路面剧烈震动，坦克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躺在地上的学生和民众坚持不动，坦克的速度不得不降下来。
指挥车里的罗刚头上直冒汗，因为通讯电台中不时传来戒严部队指挥部“新华门告急！”的呼叫。罗刚觉得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于是下达命令：迅速采取第1号、第2号、第3号方案。第1号方案实施了：用广播器对学生和民众进行劝说，3分钟过去了，无效。紧接著实施了第2号方案：鸣枪示警，又一个3分钟过去了，仍然无效。紧接著又实施了第3号方案：施放军用瓦斯弹。军用瓦斯弹接连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烟雾瀰漫。一位在场的学生说，虽已决定一死，但还是无法忍受军用瓦斯弹。多数躺在地上的学生和民众起身躲避。
据罗刚事后自述：坦克突击队慢慢地向前拱著人群，终于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驱散。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驱散新华门前的人群，坦克突击队总共只花了30分钟。
坦克突击队驱散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继续沿著西长安街往西高速行驶，一路鸣枪，施放军用瓦斯弹，将学生和市民全部驱逐到电报大楼以西，一部分坦克在六部口设卡镇守，另一部分坦克在新华门前一字排开，保护中南海。此时是清晨7点25分。
坦克突击队经过新华门西侧不远处的六部口时，正遇上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的学生队伍。数千名学生打著校旗，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车道上往西行进，准备返回各自校园。坦克突击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沿著自行车道快速追轧学生队伍。学生们万万想不到坦克会从背后追轧，不少人躲避不及，或死或伤。
坦克突击队惨绝人寰的暴行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上午8点钟，仍有近万名民众不顾危险，聚集在六部口设卡的坦克前抗议，有民众高呼“烧了这些坦克，为死难者报仇”，有民众向坦克投掷砖头、石块、啤酒瓶。部分学生和民众站出来拉起一道纠察线，隔离军民双方，主动维持秩序。到了上午11点钟，军民对峙的紧张状态才缓和下来。
（五）
六部口惨案发生时，笔者也在学生撤退队伍中。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宽达七八十米，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著一道高约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三辆坦克一边发射军用瓦斯弹，一边从背后快速地追轧学生队伍。一时间，大街上瀰漫著淡黄色的烟雾，许多学生吸入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乾呕不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过多吸入烟雾晕倒路旁，被送往医院急救。
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铁栏杆而躲避，不少人被绿色尖头铁栏杆刺伤或跌下来摔伤。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只能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杆旁，惊恐之状让人心酸。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寳与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会有危险，没有跟著奔逃，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寳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癒合。
六部口惨案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经过多年艰辛查寻，找到死难者5人、受伤者9人，其中1人不愿公布个人资料。
5位遇难的大学生是：
1、北京科技大学1989年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福建省莆田市人，遇难时年仅30岁，已婚，无子女。
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董晓军：江苏省盐城县人，遇难时年仅20岁。
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王培文：陝西省咸阳市人，遇难时年仅21岁。
4、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1985级学生田道民：湖北省石首市人，遇难时年仅22岁。田道民先被军用瓦斯弹熏倒在地，又被坦克轧掉了左边的半个脸。
5、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1988级学生龚纪芳：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遇难时年仅19岁。
受伤的9人是：
1、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方政。
2、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宽寳。
3、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权锡平。权锡平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部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枝被打断，右腿呈萎缩状态。
4、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刘华与方政同时被坦克轧成重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后来截肢。
5、北京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这名女学生6月4日凌晨参加一支自发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抢救受伤者，坦克丧心病狂地将她的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4名受伤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罗刚事后在署名文章《红牆外的较量》中公然撒谎说：“在整个驱逐过程中，我的部下没有向人群开一枪，也没有轧伤轧死一个人。”（注释1）
在六部口惨案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首当其衝，所受伤害最为严重，还有一些受伤的学生不在上述名单中。笔者在美国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不能透露姓名），也是六部口惨案的受伤者，他后来写了题为《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的文章，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30、40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著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头。
“大约在清晨7时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3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衝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杆，这道铁栏杆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杆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杆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衝进铁栏杆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甦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著。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杆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杆，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遇难学生龚纪芳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后又吸入大量军用瓦斯弹气体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称：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其实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发射的子弹。
六部口惨案触目惊心，现场痛哭声震天动地。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掺杂著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遗体倒在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当我从电报大楼门口重返六部口惨案现场时，部分受伤者和遇难者遗体已被民众运走了。）
一些学生一边哭一边商量，是否将这些遇难者的遗体运走，免得被戒严部队抢去消尸灭迹。在民众帮助下，几位学生将遇难者遗体一一抬到了西长安街后面一个胡同里。一位个体户司机流著泪建议把五具遗体运往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戒严部队屠杀平民百姓的法律证据。学生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遗体（一具遗体连著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
当小卡车到达中国政法大学时，已有数千名师生簇拥在学校东门口迎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麽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六部口惨案最能反映六四镇压的残暴，制造六部口惨案的指挥官是罗刚，那辆疯狂轧人的坦克编号是“106”。罗刚后来升任坦克第1师副师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让历史记住这一切！
军队进京，其中有两个tk师，即第38集团军的第6师和天津警备区的第1师。
第1师是解放军最早组建的装甲部队，作为中央军委战略预备队；一直是解放军装甲兵建设的重点。
1989年，第1师驻地在天津市蓟县，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下辖坦克第1团、坦克第2团、坦克第3团、装甲步兵团、炮兵团、侦察营、高射炮兵营、通信营、工兵营、修理营等部队。
（一）
5月20日，即戒//严的当天，第1师接到了执行戒严任务的命令。下午，该师坦克装甲车队沿著京津公路（北京市——天津市）向北京开进，傍晚时分抵达河北省三河县燕郊镇。燕郊镇位于潮白河畔，与北京市通县隔河相望，距离天安门广场30公里。在这里，第1师受到大批学生和群众的拦阻，奉命退至河北省三河县李旗庄休整待命。
休整待命期间，该师指挥部和所属各团纷纷研究制订开进方案，各级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化装进入北京市区勘察进军路线，瞭解交通情况和沿途社情。全体官兵被封闭在临时营房内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反覆学习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人的有关讲话，认清北京“动乱”的实质，要求人人表态，坚决执行制止“动乱”的命令。
6月1日，上级向第1师下达了部队开进的预先号令，要求对所有的车辆进行保养。第1师指挥部按照命令，要求所属各部做好开进的准备工作，保证随时可以出发执行任务。
（二）
6月3日下午4点钟，第1师接到紧急命令：部队立即向天安门广场开进，执行“平息反革命暴乱”任务。下午5时许，该师第1梯队乘坐数10辆坦克、装甲车，在师阎参谋长为首的师前进指挥部率领下从河北省三河县李旗庄出发，由东往西向北京开进。
下午6时许，第1梯队到达预定集结地点——位于北京市通县杨闸的北京卫戍区警卫第3师第13团营房。第13团已进京执行任务，只有副团长邓健康和少量官兵留守。第1梯队简短休整，对车辆进行重新编组，指定装甲步兵团特务连的011号、012号、013号装甲车组成先头分队，观察开进道路，破除障碍。
晚10时许，第1梯队接到出发命令，由李树存驾驶的013号装甲车开道。不久，抵达北京市通县八里桥附近，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市民用公共汽车、大卡车组成路障，手挽手组成人牆，坦克装甲车队被迫停止前进，转眼之间被民众围得水泄不通。僵持许久，仍无法脱身。师前进指挥部决定返回杨闸营房，改道迂迴开进。师阎参谋长向第13团副团长邓健康说明受阻情况，请求提供嚮导。
邓健康指定该团后勤处服役多年的专业军士赵德旺担任嚮导，交代赵德旺说：“能不能把坦克装甲车队带到天安门广场，直接关係到整个戒严部队清场任务的成败。无论如何，你也要帮助兄弟部队完成好这个任务。”
6月4日凌晨零点20分，坦克第1师前进指挥部召开临时作战会议，确定改道迂迴开进的具体方案。赵德旺破例与会，详细介绍了北京的道路交通情况和沿途的社情，并一一回答了与会者提出的问题。凌晨1点钟整，坦克装甲车队再次出发，赵德旺与阎参谋长共乘装甲指挥车先头开进，担负引路任务。刚一出发，又在杨闸路口被用公共汽车、卡车筑成的路障和男女老少组成的人牆所阻。官兵们下车宣传解释：“我们进城是为了维护秩序，决不会把枪口对准人民。”民众根本不相信他们的说辞，因为戒严部队已在北京城开枪，大批学生和民众伤亡。
此时，师前进指挥部接到上级“采取一切措施强行开进”的命令（即开枪命令）。赵德旺建议改变计划，避开人多路窄的京唐（北京市——唐山市）公路，迂迴到宽阔的京津公路，发挥装甲优势，强行破障，争取时间，沿著北京市朝阳区的双桥、大北窑、北京市东城区的建国门这一路线向天安门广场开进。赵德旺的建议被采纳了。
有了“采取一切措施强行开进”的命令，阎参谋长少了很多顾忌。一声令下，一辆辆坦克、装甲车开足马力，将挡路的几辆卡车挤向一边，坦克装甲车队呼啸而过，转头向京津公路前进。
凌晨3时许，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市朝阳区十里堡，6辆横放的公共汽车挡住去路，四周挤满了民众，呼喊声惊天动地。装甲步兵团杜团长通过电台命令李树存：“破障前进！”李树存猛踩装甲车油门向路障猛烈撞去。6辆公共汽车被用铁链绑在一起，衝撞任何一辆公共汽车，其它的公共汽车都跟著摇动，衝撞不开。李树存招呼011号、012号装甲车上来，三辆装甲车开足马力，并排猛烈衝撞公共汽车的结合部，几番衝撞，终于破除了路障。
在北京市朝阳区八里庄，坦克装甲车队遇到了十几辆公共汽车和满载煤炭的大卡车筑成的第2道路障，周围有数以千计的群众。李树存选择路障右侧的一棵大柳树作为突破口，加大马力衝撞，柳树韧性强，一撞之下没能断折。李树存倒车，狠劲一踩油门，装甲车猛地撞向柳树，大柳树终于被撞断了，道路右侧出现了一条通道，坦克装甲车队突围而去。
凌晨3点55分，坦克装甲车队抵达通县定福庄以东区，有三个师部队的庞大车队受阻拦于此地，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围堵的民众无以计数，用各种车辆组成一道坚固的路障。阎参谋长下令：迅速破障前进。先头分队的三辆装甲车将油门加到最高档，一次又一次合力衝撞，终于撞开了路障。坦克装甲车队衝了过去，三个师受阻部队的车队跟随著衝了过去。
在北京市朝阳区大北窑立交桥，围堵的民众眼看坦克装甲车队来势凶猛，急忙纵火点燃数十辆用钢丝绳连在一起的公共汽车，顿时浓烟滚滚，火焰高达十多米。阎参谋长下令强行闯过去，十几分钟后，坦克装甲车队闯过了长达50米的火海。
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市朝阳区呼家楼，这里已是北京市区，民众的阻拦更为顽强。7辆汽车围成“曰”字形设置成坚固的路障。师侦察营副营长张辉乘坐装甲指挥车，连同先头分队的三辆装甲车合力衝击路障。猛烈的撞击，导致四辆装甲车的驾驶员个个头破血流。
装甲车陆续撞开了第2层、第3层车障，许多民众奋不顾身地涌上来，手推肩顶，用几辆汽车封住缺口，并将李树存的装甲车围在了中间。李树存红了眼，疯了似地将油门加到最高档，拚命撞击路障。民众大多惊呼躲避，但仍有少数不怕死的民众怒叫著将用作路障的汽车纵火点燃。坦克装甲车队又一次突围而去。
坦克装甲车队抵达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位于北京市朝阳区）门口，大批学生和市民正在用水泥管等设置路障。为了抢时间，官兵们发射了军用瓦斯弹，迅速驱散了人群。军用瓦斯弹不同于一般的警用瓦斯弹，对人身的伤害更大。中国军方的资料只提到官兵们施放了军用瓦斯弹，其实还对围堵的学生和民众开枪，有学生中弹遇难。
凌晨4时许，坦克装甲车队经北京市朝阳区日坛路抵达建国门立交桥，围堵的民众将立交桥上当作路障的八九辆汽车全部点燃了。坦克装甲车队没有减速，强力撞开燃烧的汽车衝了过去。
坦克装甲车队连续衝破5道路障，经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来到东长安街，街上佈满了垃圾桶、水泥墩、铁栅栏。民众并没有放弃阻拦坦克装甲车队前往天安门广场的努力，但是凡人肉身实在无法抗拒钢铁庞然大物，加上官兵们执行镇压命令的意志坚定，坦克装甲车逢人逢物均不减速，一律强力衝撞。在建国门立交桥，装甲车将奉命佔领建国门立交桥的第39集团军第115师第343团的一辆军车撞翻，造成多名军人伤亡，致使第39集团军部队官兵差一点哗变。
凌晨4点50分，李树存驾驶的013号装甲车和阎参谋长乘坐的装甲指挥车率先抵达天安门广场，比上级命令规定的“6月4日凌晨5点40分”提早了许多。李树存事后被中央军委授予“共和国卫士”称号。凌晨5点18分，第1梯队其它的装甲车和坦克抵达天安门广场，紧随其后的其他三个师部队的军车也陆续抵达天安门广场。
坦克装甲车队受到先期到达的第38集团军官兵的热烈欢迎，阎参谋长十分兴奋，紧拉著嚮导赵德旺的手说：“谢谢你，谢谢老虎团的支持和帮助，没有你，我们决不可能这麽顺利地完成任务。”赵德旺“激动得热泪盈眶”。
（三）
坦克第1师的主力部队——第2梯队并未按时抵达天安门广场。6月3日晚，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率领第2梯队从河北省三河县出发，向北京开进，一路受阻。
6月4日清晨6点40分，第2梯队才开进到北京市朝阳区双井地区，再次受阻。十几辆卡车横在路中央，车上站满了民众。如果强行衝撞路障，就很可能伤害民众。于是，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决定：停止前进，原地待命。坦克装甲车队刚刚停下，群众就潮水般地涌过来，团团围住每一辆坦克、装甲车，向官兵们宣讲北京各处所发生的军人开枪镇压情况。一些愤怒的民众爬上坦克车、装甲车，有的揪天线，有的拆机枪，有的砸车灯，有的卸履带。据中国官方资料声称，许多官兵被打，数十人受伤。
第2梯队官兵们一边保护坦克、装甲车，一边向群众宣传解释。从清晨6点40分到傍晚7点40分，整整13个小时，官兵们留在原地未动。一些民众主动为停止前进的官兵们送来了热水热饭，但民众始终不肯让开道路。为了既不伤害群众，又尽快到达天安门广场，师长徐庆仁下达了迂迴前进的命令。
迟至6月5日凌晨1点40分，第2梯队的大部分坦克和装甲车才终于到达天安门广场。有的车辆和官兵一直到6月7日才抵达天安门广场。
坦克第1师师长徐庆仁、师政委吴忠明人性未泯，没有为了完成任务而枉顾民众的生命。
（四）
坦克第1师第1梯队抵达天安门广场时，天安门广场清场行动已进入最后阶段，坦克装甲车队奉命在东长安街一线担任警戒任务，阻止学生和民众从东北角进入天安门广场声援。
6月4日凌晨5点20分，坦克团团长罗刚（北京人）接到师前进指挥部命令，火速率领部队驱散聚集在新华门前的民众，保证中南海的绝对安全。团长罗刚、副团长贾振禄率领8辆坦克组成坦克突击队。凌晨6点05分，戒严部队指挥部命令坦克第1师立即出动，驱散新华门前“反革命暴徒”。坦克突击队从天安门广场出发，8辆坦克分列成4排，每排2辆，并驾齐驱，以形成威慑力。沿著西长安街由东往西行进约2华里，有几百名学生和群众横躺在地上，用血肉之躯组成一道长约十几米的“人体路障”。坦克没有减速，100米、50米、30米，距离“人体路障”越来越近，路面剧烈震动，坦克的轰鸣声震耳欲聋，但躺在地上的学生和民众坚持不动，坦克的速度不得不降下来。
指挥车里的罗刚头上直冒汗，因为通讯电台中不时传来戒严部队指挥部“新华门告急！”的呼叫。罗刚觉得一分一秒也不能拖延了，于是下达命令：迅速采取第1号、第2号、第3号方案。第1号方案实施了：用广播器对学生和民众进行劝说，3分钟过去了，无效。紧接著实施了第2号方案：鸣枪示警，又一个3分钟过去了，仍然无效。紧接著又实施了第3号方案：施放军用瓦斯弹。军用瓦斯弹接连不断地在人群中炸开，烟雾瀰漫。一位在场的学生说，虽已决定一死，但还是无法忍受军用瓦斯弹。多数躺在地上的学生和民众起身躲避。
据罗刚事后自述：坦克突击队慢慢地向前拱著人群，终于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驱散。从天安门广场出发，到驱散新华门前的人群，坦克突击队总共只花了30分钟。
坦克突击队驱散了新华门附近的人群，继续沿著西长安街往西高速行驶，一路鸣枪，施放军用瓦斯弹，将学生和市民全部驱逐到电报大楼以西，一部分坦克在六部口设卡镇守，另一部分坦克在新华门前一字排开，保护中南海。此时是清晨7点25分。
坦克突击队经过新华门西侧不远处的六部口时，正遇上从天安门广场撤离出来的学生队伍。数千名学生打著校旗，从六部口东边的新华北街拐上西长安街，有秩序、和平地在自行车道上往西行进，准备返回各自校园。坦克突击队不走宽阔的快车道、慢车道，沿著自行车道快速追轧学生队伍。学生们万万想不到坦克会从背后追轧，不少人躲避不及，或死或伤。
坦克突击队惨绝人寰的暴行激起人们极大的愤怒，上午8点钟，仍有近万名民众不顾危险，聚集在六部口设卡的坦克前抗议，有民众高呼“烧了这些坦克，为死难者报仇”，有民众向坦克投掷砖头、石块、啤酒瓶。部分学生和民众站出来拉起一道纠察线，隔离军民双方，主动维持秩序。到了上午11点钟，军民对峙的紧张状态才缓和下来。
（五）
六部口惨案发生时，笔者也在学生撤退队伍中。长安街是中国最宽的马路，宽达七八十米，双行道，南北两边各分为快车道、慢车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著一道高约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学生队伍当时有秩序地由东往西走在北边的自行车道上。
三辆坦克一边发射军用瓦斯弹，一边从背后快速地追轧学生队伍。一时间，大街上瀰漫著淡黄色的烟雾，许多学生吸入烟雾后痛苦地趴在人行道上乾呕不止，中国政法大学国际经济系青年女教师张丽英因过多吸入烟雾晕倒路旁，被送往医院急救。
慌乱之际，学生们纷纷翻越绿色尖头铁栏杆而躲避，不少人被绿色尖头铁栏杆刺伤或跌下来摔伤。女学生大多无法翻越高达120厘米的绿色尖头铁栏杆，只能紧贴在绿色尖头铁栏杆旁，惊恐之状让人心酸。
北京科技大学（原北京钢铁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宽寳与同校的博士研究生林仁富各自推著一辆自行车走在自行车道上，当周围的学生开始奔逃，他俩不相信会有危险，没有跟著奔逃，顷刻之间便倒在坦克的履带之下。林仁富当场死亡。王宽寳身负重伤，整个骨盆被轧成粉碎性骨折，数年中做了多次大手术，伤口多年后仍没有癒合。
六部口惨案造成11人遇难，多人伤重致残。“天安门母亲”群体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经过多年艰辛查寻，找到死难者5人、受伤者9人，其中1人不愿公布个人资料。
5位遇难的大学生是：
1、北京科技大学1989年应届毕业博士生林仁富：福建省莆田市人，遇难时年仅30岁，已婚，无子女。
2、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原中央团校）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董晓军：江苏省盐城县人，遇难时年仅20岁。
3、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年工作系1986级学生王培文：陝西省咸阳市人，遇难时年仅21岁。
4、北京科技大学管理系1985级学生田道民：湖北省石首市人，遇难时年仅22岁。田道民先被军用瓦斯弹熏倒在地，又被坦克轧掉了左边的半个脸。
5、北京商学院企业管理专业1988级学生龚纪芳：女，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人，遇难时年仅19岁。
受伤的9人是：
1、北京体育学院理论系运动生物力学专业学生方政。
2、北京科技大学硕士研究生王宽寳。
3、北京铁路局南口机务段工人权锡平。权锡平在躲避坦克时被子弹击中右大腿内侧神经，腿部大动脉及坐骨神经分枝被打断，右腿呈萎缩状态。
4、北京某民营公司职员刘华。刘华与方政同时被坦克轧成重伤，后脑骨摔碎，左臂骨折，右臂粉碎性骨折，后来截肢。
5、北京某大学的一名女学生。这名女学生6月4日凌晨参加一支自发的临时救护队，在西长安街抢救受伤者，坦克丧心病狂地将她的一条大腿轧成粉碎性骨折。
另外4名受伤者是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苏文魁、赵国庆、钱奕新和单连军，有的被轧成重伤，有的留下了终身残疾。
罗刚事后在署名文章《红牆外的较量》中公然撒谎说：“在整个驱逐过程中，我的部下没有向人群开一枪，也没有轧伤轧死一个人。”（注释1）
在六部口惨案中，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学生队伍首当其衝，所受伤害最为严重，还有一些受伤的学生不在上述名单中。笔者在美国主办《新闻自由导报》时结识了一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生（不能透露姓名），也是六部口惨案的受伤者，他后来写了题为《坦克追碾学生事件亲历记》的文章，叙述了当时的情景：
“我们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的队伍由30、40名学生组成，处在整个学生撤离队伍比较靠后的部分。我的同学王培文赤著脚（在撤离天安门广场的过程中由于匆促，加上人多拥挤，很多同学的鞋子都挤丢了），举著校旗，雄赳赳地走在我们学校队伍的最前头。
“大约在清晨7时左右，正当我们队伍从新华北街转向西长安街的时候，突然有人惊呼：『坦克来了！坦克来了！』我扭头一看，只见3辆重型坦克并排行驶，从学生队伍后面快速地衝过来。随即又听到一阵『砰砰』的响声，散开一片片呛人的淡黄色烟雾，让人感觉到呼吸困难……
“同学们情急之下纷纷向路边躲避，准备给坦克让出一条通道。但是自行车道和人行道之间隔著一道高逾一米的铁栏杆，这道铁栏杆又是尖头的，一时无法翻越过去，同学们只好挤在铁栏杆旁，无法退避到人行道上去。说时迟那时快，正当同学们在铁栏杆旁挤成一团时，其中一辆坦克已经直接衝进铁栏杆旁的人群中，顿时响起一阵惊恐而凄厉的叫喊声。
“一刹那间，我被一股强大无比的力量所推倒，一种被轧死的感觉在脑中一闪而过，随即失去了知觉。万万没有想到，在坦克过去之后，甦醒过来的我发现自己居然还活著。我环顾四周，横七竖八地躺著一片人，或死或伤，场面不忍目睹。原先高高竖立的铁栏杆也已被坦克挤倒了。于是我在仓惶之中爬出死伤者的人堆，爬过倒塌在地的铁栏杆，随后被民众送到积水潭医院救治……”
遇难学生龚纪芳先是左胳膊中弹倒地，后又吸入大量军用瓦斯弹气体昏迷，被民众送入北京市红十字会急救中心，抢救无效身亡。死亡证明书称：死因主要是由于吸入毒气造成肺部糜烂。龚纪芳左胳膊的伤口很大，像是中了俗称“炸子”的开花弹（达姆弹），其实是中了坦克上大口径枪械（机枪或重机枪）发射的子弹。
六部口惨案触目惊心，现场痛哭声震天动地。五具遇难学生的遗体散乱在靠近人行道的柏油马路上，最西面的一具遗体距离人行道两米多远，头朝著西北仰面躺著，脑袋中间开了一个大洞，像豆腐脑一样的脑浆掺杂著许多红色的血丝向前喷射出一米多远。另外四具遗体倒在这具遗体的东面更靠近人行道的地方，其中两具遗体被轧到了自行车上，与自行车粘到了一起。（当我从电报大楼门口重返六部口惨案现场时，部分受伤者和遇难者遗体已被民众运走了。）
一些学生一边哭一边商量，是否将这些遇难者的遗体运走，免得被戒严部队抢去消尸灭迹。在民众帮助下，几位学生将遇难者遗体一一抬到了西长安街后面一个胡同里。一位个体户司机流著泪建议把五具遗体运往中国政法大学，作为戒严部队屠杀平民百姓的法律证据。学生们听从了他的建议，把五具遗体（一具遗体连著自行车）抬上了他的小卡车。
当小卡车到达中国政法大学时，已有数千名师生簇拥在学校东门口迎接，当时整条大街上什麽声音也听不见，听到的都是哭泣声。
六部口惨案最能反映六四镇压的残暴，制造六部口惨案的指挥官是罗刚，那辆疯狂轧人的坦克编号是“106”。罗刚后来升任坦克第1师副师长、内蒙古军区副司令员。让历史记住这一切！
Re: 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庭审
第38集团军军长六四抗命 一句话撼动军队
1989年5月20日，在北京实施戒严的当天，就有一起颇具震撼力的事件在北京民间广为流传，那就是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个传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只是将徐勤先误传为是解放军十位大将之一徐海东的儿子。明镜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仍将徐勤先误认为是徐海东的儿子。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身为解放军中少壮派，1988年9月刚刚授予少将军衔，仕途理应不错，但他出于良知，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学生运动，以致于被撤职、逮捕，最终判刑5年。徐勤先的抗命举动，不仅为他的个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了“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徐勤先抗命事件显然非常敏感，中国（共）官方的公开文字中没有提及，在内部发行的《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也只有简短的十余字记录：“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
其实，徐勤先抗命事件曾对中央军委和第38集团军造成巨大震动，从《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以下的一大段记载就可以看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
相对于中国官方，民间始终对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乐道，众说纷纭，其中有三个比较具体而可靠的版本。
版本之一：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前解放军空军副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期间，曾在云南省某空军基地对营级以上军官做了一次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报告，透露了以下的情况：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中将亲赴第3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当面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命令，督促他率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徐勤先问：“调兵命令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吗？”周衣冰回答说：“有”。徐勤先又问：“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吗？”周衣冰回答说：“有”。徐勤先接着问道：“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吗？”（这显然是明知故问，当时连北京学生和市民都已知赵紫阳失势，身为高级将领的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周衣冰回答说：“没有。”徐勤先随即表示说：“这个命令我无法执行，它不符合中央军委调兵的规定。”依照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凡调动一个班以上携带武器装备的部队进入北京，必须有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而且调兵命令上必须同时具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缺一不可。
周衣冰知道兹事体大，如果不能说服徐勤先，将造成巨大影响，于是再三解释劝说，希望徐勤先回心转意，无奈徐勤先仍然拒绝执行命令。周衣冰最终勃然大怒，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的老婆是法官（言外之意是死抠法律条文），你的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
刘亚洲虽然是以总结历史教训，也就是以批判的角度提到徐勤先抗命一事，但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是故意透露内幕，借机将徐勤先抗命一事公之于众。刘亚洲在报告中称赞徐勤先是解放军中少有的懂得现代化军事理论、善于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少壮派将领。徐勤先在坦克第一师当师长时，刘亚洲曾看过他指挥的一场军事演习。
徐勤先抗命事件本来就具有震撼性，又从具有报告文学作家身份的刘亚洲的口中出来，增添一些文学色彩和故事情节也在所难免。
第38集团军军长六四抗命 一句话撼动军队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版本之二：《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中有两处提到了徐勤先抗命一事。第一处记载如下：“（1989年5月）20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以及戒严部队指挥部成员参加，听取关于戒严情况的汇报。
会上，周衣冰首先报告了对徐勤先事件的处理经过。周衣冰说：‘原38军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事件发生后，根据杨主席（杨尚昆——作者注）的命令，我们进行了及时处理。现在，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已经被解除，徐勤先住院养病去了。38军军党委成员一致表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拥护对徐勤先的处理决定，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军党委提出从今天起，军、师、旅各级党委要认真清理各种思想认识，联系徐勤先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干部战士中狠抓坚定政治信念的教育。’
刘华清问：‘38军的开进情况怎样？’周衣冰汇报说：‘昨天晚上，38军指挥部、112师、炮兵旅、高炮团（应该是工兵团——作者注）和通信团等将近7千人已进入复兴路至公主坟一带。余下的113师和坦克6师等部队将于今天下午进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一带。虽然他们也像别的部队一样遇到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围困阻截，但执行命令的情况是好的。’杨尚昆说：‘徐勤先的事件一定要引以为戒，保证不再发生。军人一定要以服从军令为天职，绝不能违抗。’”
第二处记载如下：“进京命令发布的当天晚上（应该是1989年5月18日——作者注），发生了一件让杨尚昆等军委领导人极其震惊的事情。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说：‘杨主席，刚刚得到38军的报告，该军军长徐勤先不能执行进京戒严的命令。’杨尚昆：‘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38军别人（指军党委成员）的态度呢？’周衣冰回答：‘大多数人表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不行。这件事大意不得。你得马上亲自去一趟。一定要做徐勤先的工作。告诉他，想得通想不通是一回事，执行命令又是一回事。’是夜，周衣冰等开车前往38军的驻地保定。”
版本之三：这是一位知情者所提供的版本，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记载大同小异，相较之下，应该比刘亚洲的版本更接近事实。
1989年3月的某一天，徐勤先军长和新兵们一起进行投掷手榴弹的军事训练，不慎将大腿摔成骨折，住进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在4月初至5月中旬的40多天住院治疗期间，徐勤先有幸耳闻目睹了北京学生运动。每当他从报纸上、电视中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便热泪盈眶，被学生的爱国献身精神深深打动。徐勤先总是喜欢从医务人员和病友那里打听有关学生运动的各种消息，倾听他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据当时在北京接近徐勤先的人说：“徐军长那些天变得沉默寡言了。”
5月中旬的某一天，徐勤先突然被召到北京军区司令部，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政委刘振华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命令陆军第38集团军火速开赴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制止动乱。
徐勤先当场并没有任何抗令的表示，架着枴杖赶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会议，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进行战前紧急动员，并亲自做好了各项兵力部署，安排了部队进京日程和路线。一切就绪，他才给北京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说自己因伤不能带兵进京。周衣冰说他这是故意违抗中央军委命令。徐勤先回答说，不管上面给他定什么罪名，他都绝不亲自挂帅出征。
挂完电话，徐勤先便以请病假为由（他的腿伤确实尚未痊愈，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迳自离开部队，又回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速将徐勤先抗命之事上报中央军委，杨尚昆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大发脾气，连续几夜睡不好觉。为了杀鸡儆猴，避免徐勤先抗命之举在军中引发连锁反应，杨尚昆亲自签发了一道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并将他押送军事法庭审判。
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带着一队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保安人员，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先出示杨尚昆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然后询问徐勤先：“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徐勤先平静地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是军人，没有服从命令，理该如此处理。你们执行命令吧。至于学生运动，我有我的看法，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在军事法庭审讯期间，徐勤先用平和婉转的语气告诉审讯人员：“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
徐勤先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说，这一句话在解放军中反响很大，对“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意充当“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徐勤先将军判刑后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多年来，很多人持续关心着他。曾经有消息说他已经不幸病亡。笔者多方打听和查寻徐勤先将军的情况，最近终于有了结果，一个身份确定的原北京军区的校级军官透露，徐勤先将军仍然健在，服完刑期后，与在北京的家人团聚。另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徐勤先将军服满刑期后在河北省军区干休所居住，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南。
后记：2009年5月，“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亚洲周刊》著名记者江迅发表了题为《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隐居河北》的文章，谈到徐勤先服完5年刑期后的下落。
1989年5月20日，在北京实施戒严的当天，就有一起颇具震撼力的事件在北京民间广为流传，那就是第38集团军军长徐勤先少将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和平请愿的学生和市民。这个传言后来被证明是真实的，只是将徐勤先误传为是解放军十位大将之一徐海东的儿子。明镜出版社于2001年4月出版的《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仍将徐勤先误认为是徐海东的儿子。
徐勤先身为解放军第一王牌军的军长，身为解放军中少壮派，1988年9月刚刚授予少将军衔，仕途理应不错，但他出于良知，拒绝率兵进京镇压学生运动，以致于被撤职、逮捕，最终判刑5年。徐勤先的抗命举动，不仅为他的个人历史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也成了“六四”血腥镇压事件中一起引人注目的事件。
徐勤先抗命事件显然非常敏感，中国（共）官方的公开文字中没有提及，在内部发行的《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也只有简短的十余字记录：“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
其实，徐勤先抗命事件曾对中央军委和第38集团军造成巨大震动，从《钢铁的部队：陆军第38集团军军史》中以下的一大段记载就可以看出：“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斗争，情况错综复杂，尖锐激烈。在国家重要的舆论工具发生了错误导向，我集团军出现原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情况下，我集团军党委和部队之所以能够排除干扰......”
相对于中国官方，民间始终对徐勤先抗命事件津津乐道，众说纷纭，其中有三个比较具体而可靠的版本。
版本之一：前中国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前解放军空军副政委的刘亚洲中将在担任成都军区空军政委期间，曾在云南省某空军基地对营级以上军官做了一次题为“信念与道德”的内部报告，透露了以下的情况：得知徐勤先抗命消息，戒严部队指挥部副总指挥、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中将亲赴第38集团军军部所在地河北省保定市，当面向徐勤先传达中央军委命令，督促他率领部队进京执行戒严任务。
徐勤先问：“调兵命令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的签字吗？”周衣冰回答说：“有”。徐勤先又问：“有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的签字吗？”周衣冰回答说：“有”。徐勤先接着问道：“有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吗？”（这显然是明知故问，当时连北京学生和市民都已知赵紫阳失势，身为高级将领的徐勤先不可能不知道。）周衣冰回答说：“没有。”徐勤先随即表示说：“这个命令我无法执行，它不符合中央军委调兵的规定。”依照中央军委有关规定，凡调动一个班以上携带武器装备的部队进入北京，必须有中央军委的调兵命令，而且调兵命令上必须同时具有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杨尚昆和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赵紫阳的签字，缺一不可。
周衣冰知道兹事体大，如果不能说服徐勤先，将造成巨大影响，于是再三解释劝说，希望徐勤先回心转意，无奈徐勤先仍然拒绝执行命令。周衣冰最终勃然大怒，指着徐勤先的鼻子说：“我知道你的老婆是法官（言外之意是死抠法律条文），你的两个儿子都在天安门广场！”
刘亚洲虽然是以总结历史教训，也就是以批判的角度提到徐勤先抗命一事，但也有人认为他其实是故意透露内幕，借机将徐勤先抗命一事公之于众。刘亚洲在报告中称赞徐勤先是解放军中少有的懂得现代化军事理论、善于使用现代化武器的少壮派将领。徐勤先在坦克第一师当师长时，刘亚洲曾看过他指挥的一场军事演习。
徐勤先抗命事件本来就具有震撼性，又从具有报告文学作家身份的刘亚洲的口中出来，增添一些文学色彩和故事情节也在所难免。
第38集团军军长六四抗命 一句话撼动军队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版本之二：《中国“六四”真相》一书中有两处提到了徐勤先抗命一事。第一处记载如下：“（1989年5月）20日下午，杨尚昆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洪学智、刘华清、秦基伟、杨白冰、迟浩田、赵南起以及戒严部队指挥部成员参加，听取关于戒严情况的汇报。
会上，周衣冰首先报告了对徐勤先事件的处理经过。周衣冰说：‘原38军军长徐勤先违抗军令，拒不执行戒严任务的严重事件发生后，根据杨主席（杨尚昆——作者注）的命令，我们进行了及时处理。现在，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已经被解除，徐勤先住院养病去了。38军军党委成员一致表示坚决地、不折不扣地执行党中央、中央军委的命令，坚决拥护对徐勤先的处理决定，在行动上坚决服从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调动和指挥。军党委提出从今天起，军、师、旅各级党委要认真清理各种思想认识，联系徐勤先的错误，总结经验教训，在干部战士中狠抓坚定政治信念的教育。’
刘华清问：‘38军的开进情况怎样？’周衣冰汇报说：‘昨天晚上，38军指挥部、112师、炮兵旅、高炮团（应该是工兵团——作者注）和通信团等将近7千人已进入复兴路至公主坟一带。余下的113师和坦克6师等部队将于今天下午进到八角村、焦家口和六里桥一带。虽然他们也像别的部队一样遇到了不明真相群众的围困阻截，但执行命令的情况是好的。’杨尚昆说：‘徐勤先的事件一定要引以为戒，保证不再发生。军人一定要以服从军令为天职，绝不能违抗。’”
第二处记载如下：“进京命令发布的当天晚上（应该是1989年5月18日——作者注），发生了一件让杨尚昆等军委领导人极其震惊的事情。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说：‘杨主席，刚刚得到38军的报告，该军军长徐勤先不能执行进京戒严的命令。’杨尚昆：‘这件事可开不得玩笑！这是军令！不执行军令是要依军法论处的。38军别人（指军党委成员）的态度呢？’周衣冰回答：‘大多数人表示坚决执行军委命令。’‘不行。这件事大意不得。你得马上亲自去一趟。一定要做徐勤先的工作。告诉他，想得通想不通是一回事，执行命令又是一回事。’是夜，周衣冰等开车前往38军的驻地保定。”
版本之三：这是一位知情者所提供的版本，与《中国“六四”真相》一书的记载大同小异，相较之下，应该比刘亚洲的版本更接近事实。
1989年3月的某一天，徐勤先军长和新兵们一起进行投掷手榴弹的军事训练，不慎将大腿摔成骨折，住进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北京军区总医院。在4月初至5月中旬的40多天住院治疗期间，徐勤先有幸耳闻目睹了北京学生运动。每当他从报纸上、电视中看到在天安门广场绝食请愿的学生便热泪盈眶，被学生的爱国献身精神深深打动。徐勤先总是喜欢从医务人员和病友那里打听有关学生运动的各种消息，倾听他们对学生运动的看法。据当时在北京接近徐勤先的人说：“徐军长那些天变得沉默寡言了。”
5月中旬的某一天，徐勤先突然被召到北京军区司令部，北京军区司令员周衣冰和政委刘振华传达了中央军委命令，命令陆军第38集团军火速开赴北京，执行戒严任务，制止动乱。
徐勤先当场并没有任何抗令的表示，架着枴杖赶回河北省保定市，召集会议，宣布中央军委命令，进行战前紧急动员，并亲自做好了各项兵力部署，安排了部队进京日程和路线。一切就绪，他才给北京军区司令部打电话，说自己因伤不能带兵进京。周衣冰说他这是故意违抗中央军委命令。徐勤先回答说，不管上面给他定什么罪名，他都绝不亲自挂帅出征。
挂完电话，徐勤先便以请病假为由（他的腿伤确实尚未痊愈，俗话说“伤筋动骨100天”），迳自离开部队，又回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北京军区速将徐勤先抗命之事上报中央军委，杨尚昆得知消息后惊恐不安，大发脾气，连续几夜睡不好觉。为了杀鸡儆猴，避免徐勤先抗命之举在军中引发连锁反应，杨尚昆亲自签发了一道中央军委命令：立即解除徐勤先的军长职务，并将他押送军事法庭审判。
北京军区政治部一位副主任带着一队北京军区政治部的保安人员，来到北京军区总医院，先出示杨尚昆签发的中央军委命令，然后询问徐勤先：“你还有什么意见吗？”徐勤先平静地回答：“我早就想好了，做好了思想准备。我是军人，没有服从命令，理该如此处理。你们执行命令吧。至于学生运动，我有我的看法，现在还不能下定论。”
在军事法庭审讯期间，徐勤先用平和婉转的语气告诉审讯人员：“人民军队从来没有镇压人民的历史，我绝对不能玷污这个历史。”
徐勤先最终被军事法庭判处有期徒刑5年，他拒不认罪，也没有推卸责任，铁铮铮地扔下一句话：“不是历史的功臣，就是历史的罪人！”据说，这一句话在解放军中反响很大，对“六四”血腥镇压行动的决策者邓小平、杨尚昆也产生了极大的震动。既然没有人愿意充当“平息反革命暴乱”的功臣，这实际上已把开枪的责任者摆在了历史罪人的位置上。
徐勤先将军判刑后的情况一直不为外界所知，多年来，很多人持续关心着他。曾经有消息说他已经不幸病亡。笔者多方打听和查寻徐勤先将军的情况，最近终于有了结果，一个身份确定的原北京军区的校级军官透露，徐勤先将军仍然健在，服完刑期后，与在北京的家人团聚。另有一个未经证实的消息说，徐勤先将军服满刑期后在河北省军区干休所居住，地址：河北省石家庄市平安南大街南。
后记：2009年5月，“六四”事件20周年前夕，《亚洲周刊》著名记者江迅发表了题为《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隐居河北》的文章，谈到徐勤先服完5年刑期后的下落。
Re: 六四“抗命军长”徐勤先庭审
六四前夕38军军长徐勤先抗命内情
杰安迪, 储百亮
2014年6月3日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北京——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他已失去了权力。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国家总理。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他已失去了权力。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国家总理。 XINHU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有一个人拒绝了。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尸体。学生们抗议的是腐败、不公和通货膨胀。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尸体。学生们抗议的是腐败、不公和通货膨胀。 ASSOCIATED PRESS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李晓明（左五）在北京和战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晓明本人提供。
李晓明（左五）在北京和战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晓明本人提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现居澳大利亚的李晓明，是1989年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之一。他说，“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
现居澳大利亚的李晓明，是1989年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之一。他说，“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 KATRIN KOENN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
杰安迪, 储百亮
2014年6月3日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1989年6月6日，抗议被镇压后，北京街头的居民和士兵。 LIU HEUNG SHING/ASSOCIATED PRESS
北京——1989年春，学生对天安门广场的占领进入了第二个月，中国领导层紧张不安、意见相左。一天傍晚，军方高级将领被召集到军区总部，表态支持动用武力镇压抗议者。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他已失去了权力。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国家总理。
1989年5月19日凌晨，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呼吁学生停止绝食，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当时他已失去了权力。时任中央办公厅主任温家宝（右二）后来成为国家总理。 XINHUA, VIA AGENCE FRANCE-PRESSE — GETTY IMAGES
有一个人拒绝了。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尸体。学生们抗议的是腐败、不公和通货膨胀。
1989年6月4日，在天安门广场附近的尸体。学生们抗议的是腐败、不公和通货膨胀。 ASSOCIATED PRESS
在强大的第38集团军担任军长的徐勤先少将，令人震惊地违抗了上级。根据采访过徐勤先本人的几名学者新近对其举动做出的描述，他当时表示，抗议活动属政治问题，应该通过谈判解决，不应动用武力。
李晓明（左五）在北京和战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晓明本人提供。
李晓明（左五）在北京和战友的合影。照片由李晓明本人提供。
“宁杀头，不做历史罪人，”他告诉历史学者杨继绳。
现居澳大利亚的李晓明，是1989年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之一。他说，“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
现居澳大利亚的李晓明，是1989年奔赴天安门广场的军人之一。他说，“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 KATRIN KOENNING FOR THE NEW YORK TIMES
尽管徐勤先很快被捕，但他抗命一事令党内权势集团深感震动，不仅加剧了对军队倒戈的猜忌，也让领导层更坚定地相信，由学生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关涉共产党存亡的重大威胁。
得到披露的一系列信息揭示了，1989年6月3日到4日的血腥镇压前，解放军内部的角力，其中包括徐勤先抗命的新细节，以及由此引发的震动。这些信息中，有一部分包含在近年来流出中国的军方文件里，还有一些则是通过对直接参与25年前的事件的党内人士和退伍军人进行采访而获得。
与当时的传闻不同，这些文献显示，解放军并未内斗。不过，它们的确表明，徐勤先对采取致命武力所表达的反对立场，激起了领导层的忧虑——军队可能会陷入政治分裂。他的表态也促使党内元老调集了规模庞大的部队。
尽管四分之一个世纪已经过去，但是那个血腥的夜晚却依然是中国政治中最敏感的话题之一，当局将它实质上从历史中抹去的努力一直没有懈怠。然而，就算到了今天，也仍有新的信息浮出水面，修正人们对这起分歧深重的事件公认的理解。
当时，主持镇压的党内元老邓小平赞扬军队忠诚不二，就连一些国外的报道也保留了部队坚定冷酷地服从命令的形象。不过，1989年6月4日前夕及后来几个月的军队讲话和报告显示，对于下达的残酷任务，官兵们心存疑虑、感到困惑，流言和悔恨也让他们颇为不安。在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Princeton University Library)取得的中国军方文献中，有一份评估报告写道，武警杨德安称，“情况多变，很混乱。我们对斗争的残酷性估计不足。敌友难分，攻击目标也不明确。”
一些退伍官兵同意谈论自己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他们表示，国家强制实施的审查，再加上制止目击者发声的做法，使得年轻一代对中国当代史中堪称最为沉痛的这一事件基本一无所知，这让他们忧心忡忡。
李晓明说，“我个人没有做错事，但我觉得作为其中一个成员，作为一个参与者，这是中国军队的一种耻辱。”1989年的时候，他就身在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部队当中。
虽然官方的遮掩使得这些新说法的细节难以得到确认，但是研究过解放军内部报告的一些学者表示，这些说法真实可信。他们浏览的报告包括对部队动员的描述，以及对军队与抗议人群暴力冲突的详尽叙述。此前也曾有人尝试还原共产党强行抹去的记忆，于是有了2001年发表的文献集《天安门文件》(The Tiananmen Papers)，但外界对其意图与真实性的争议一直挥之不去。
采访与文献显示，就连在当时，军队里也没什么人原意承担向平民开火的直接责任。就在部队迫近北京的当口，他们接到的行动指令仍然含糊不清、令人费解，还有部分军官希望得到保证，他们不会接到开枪的命令。
一位与军队有联系的前党内研究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确认，存在一份由七名军官联署的请愿书，呼吁领导层退兵。
这名前研究人员名为张刚，当时曾试图协调抗议者与政府达成妥协。他表示，请愿书中写道，“人民军队是属于人民的军队，不能同人民对立，更不能杀死人民。”
像徐勤先那样直接违抗军令的事件则更为少见。历史学者杨继绳是少数几个在1989年后采访过徐勤先的人之一，根据他的说法，徐勤先并非异见人士，当初为参加朝鲜战争而写下血书，不到年龄的他才得以参军。徐勤先指挥的第38集团军是精锐部队，驻扎在北京以南约150公里处，担负着保卫首都的重任。
在事件之前，他曾赴京治疗肾结石，亲眼目睹了学生的抗议活动。军队的训练目的是抵御外敌入侵，他担忧，动用军队镇压抗议会产生恶劣的后果。他警告，派全副武装的军人上街，可能会造成子弹不长眼的流血，玷污人民解放军的声誉。
据北京的作家戴晴所看到的访谈资料，徐勤先后来表示，“和老百姓发生冲突，好人坏人又分不清，出了事谁负责？”
杨继绳表示，徐勤先最终同意向手下的官兵传达命令，但他本人不会带领武装部队进入首都。徐勤先遭到逮捕，并被开除党籍，还在监狱服刑四年。
据另一位采访过徐勤先的研究人员透露，徐勤先身体虚弱，住在河北省一家军队领导专用的干休所里。这名研究人员要求匿名。徐勤先拒绝就这篇文章接受采访。
普林斯顿文献中部队内部的历史档案显示，徐勤先的举动在士兵中催生了谣言：38军的军官集体辞职，该军拒绝入京。军方文件显示，为了破除谣言，38军的军官被召集在一起，谴责他们的前任军长，并宣誓坚决服从命令，实行戒严。
但徐勤先并不是军队高层中唯一的异议者。前研究员张刚表示，人民解放军军官王东上校是一位受人尊敬的老司令员的助手，他组织反对戒严的军队高层进行请愿。王东如今已经去世，张刚和其他人认为现在是时候公布他组织请愿的细节了。
张刚表示，军中对戒严令的疑虑的扩散让邓小平等人非常担心，以至于他们切断了很多所谓的“红机子”。高层官员本可以通过这种电话互相联系。但王东试图利用自己的高层关系，组织军队内部人士表达不同意见。
1989年5月，请愿书的复印件传遍北京，但其来源和真实性却并不清晰，因此削弱了它的影响力。张刚曾与军队高级军官有联系，他如今表示，自己边接王东的电话，边记下了请愿书的内容和名字，之后将请愿书交给朋友，由他们进行了复写。
几名曾私下努力化解危机的人接受采访时称，王东与王军涛、周舵举行了秘密会议，这两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当时在设法阻止军队发起攻击，同时也斥责抗议者组织混乱，思维天真。两人回忆称，他们在周舵家待了一晚上，反复询问王东有关军队态度的问题。两人均称，王东淡化了出现大规模流血事件的风险。
目前居住在北京的周舵接受电话采访时表示，“他说，‘如果共产党射杀平民百姓，那共产党不是在自杀吗？’”周舵表示，他们“绝对没有想到，最后的结局会是那么残酷”。
就在请愿书被传至北京各处之时，共有18万至25万名士兵从全国各地赶来实施戒严。虽然北京普通民众进行反抗的举动已经得到充分证实，但相关文件及采访内容说明，荷枪实弹的士兵进入北京时，居民们没有感到害怕，而是奋起反抗，由此在部队内部引发了沮丧、失望的情绪及谣言，这些都让士兵们有所动摇。
学生们的理想主义及他们对腐败、不平等现象和通货膨胀的愤懑之情感染了很多北京居民。从5月19日开始，随着即将戒严的消息走漏至外界，数以万计的民众走出家门，来到主要路口阻止军队进城，并恳请他们理解学生的诉求。
当时，来自河南农村的士兵陈光只有17岁。陈光表示，他的部队被学生围了起来，在此之前，也就是5月20日，他所属部队的一万名士兵被拦在长安街上。
他回忆称，在三天的时间里，疲惫不堪、孤立无援的士兵在炙烈的太阳下紧握枪支，居民和学生给他们送来食物，并带他们上厕所，还无时不刻地向他们灌输信息——他们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就连上厕所都不会停，”陈光接受采访时说。“一个人讲累了讲哑了，另一个上来继续跟你讲。”
文件显示，这一僵局和军队的忠诚可能出现动摇的情况让将领们非常担心，他们命令士兵们撤退。“我们走的时候还在本子上给他们留下名字和通信地址，撤走时很多人都哭了，”陈光说，“感觉跟打了场胜仗似的。”陈光回忆称，车窗内挂着临时做好的横幅，宣示着他们对人民的忠心。
几名军人表示，在接下来的十天时间里，他们在北京郊区的营地被灌输了一些令人困惑的思想。他们学习邓小平的讲话，被告知示威活动是由少数颠覆分子发起的，目的是推翻共产党。
李晓明回忆称，即便在士兵们学习这种宣传思想时，可能必须朝示威者开枪的概念似乎还很遥远。李晓明当时25岁，是第39军的一名雷达兵。他在澳大利亚接受采访时表示，“我们的部队受到的教导是，我们不准朝学生开第一枪，如果我们朝老百姓开了第一枪，我们就得对历史负责。”
即使是接受了一周这样的培训，将领们依然担心军队夺取广场的决心有多大。
根据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汇总的党内及军队讲话记录，杨白冰上将曾在5月31日对军官们说，“有些同志对为什么有这么多群众参加游行有些困惑不解。”杨白冰的兄长是邓小平的亲信。“有些同志对制止动乱还有这样那样的想法和疑惑。”
6月3日，保持克制的讯息被放弃了。一些当年的士兵表示，军队当天接到了命令，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在第二天清早夺回天安门广场。
根据一份记录，有一个营的党员在出发前的仪式上宣称，“誓死到达天安门。”有些部队的军人用写血书立誓的方式表决心。然而，根据现场士兵的描述和军方的文件，这种虚张声势还夹杂了恐惧和困惑，而后两种情绪因抗命部队可能会调转枪头的流言而被强化。
驻扎在山西省的第63集团军的一份记录显示，“当时部分官兵思想上出现了一些波动。”63军是被调集实施镇压的主要力量之一。“有的感到事态严重，心里有些恐慌。有的感到两次都没法进去，对这次开进有些畏难。”
雷达兵李晓明回忆，当39军116师离开北京东部远郊的临时驻地时，他最大的恐惧是，他们部队可能要打38军，因为后者的忠诚因徐勤先的抗命及存在更广泛背叛的传言而遭到质疑。
当军队带着夺取广场等重要场所的命令进发时，他们既缺乏控制群众的常规工具，又没有得到关于如何开枪及何时开枪的清晰指示。
“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文献中有一份关于武警部队对镇压行动的评估报告这样写道。“缺乏防护器材与非致命性武器。设想，若配有催泪弹、闪光弹、盾牌、头盔等防护器材。”
李晓明说，他所在的116师的师长许峰没有理会向天安门广场进发的命令，他因而无需决定是否开枪。在得知军队展开血腥镇压后，许峰在冲突较为缓和的东郊按兵不动，还假装军中的无线电通讯出了故障。李晓明仍然能回忆起电台里疯狂的呼叫：“116师、116师，你们在哪儿？”
文献显示，在发生大规模屠杀的区域，军队在每次行动的关头都颇为迷惘。
根据参加了当时抗议活动的学者吴仁华的说法，领导层大约是在当晚9：30分到10点之间批准使用实弹。吴仁华撰写了两本关于军方镇压行动的中文书籍，目前生活在洛杉矶。他说，指令是口头传达的，关于何时开枪、如何开枪并没有给出指示，而且，很有可能未能传达到所有部队。
他在电话采访中说，“朝天鸣枪，还是对人群开枪，没有说清楚。”
据与38军同行的王永利（音译）描述，一些民众向军队扔砖头和瓶子，然后用铁棍袭击军车。他表示，战士们又紧张又生气，一开始向天开枪，不过，到了某个时刻，他们的步枪瞄准了人群。“也没说打，（当官的）就说‘狠狠教训下这些人，’那战士手就发狠了，”他说。“啪，一扣那个扳机，轰轰轰轰轰，跟下雨似的，哗地就朝天上打去了。”
尽管确切的死亡人数或将永远不得而知，但据估计，被枪杀或遭坦克碾死的平民少说也有数百人，多则有逾千人。政府估算的数据是300人丧生，其中许多是士兵。
第二天的黎明，当时是新华社记者的历史学者杨继绳设法赶到了木樨地。这一带位于天安门广场以西，军队的攻击行动在此遭遇到了某些最为激烈的抵抗。
他看到废弃的自行车凌乱地堆在地上，还有烧焦的车辆和一滩滩干涸的血迹。他回忆道，“到处都是枪眼。”不过他说，最让人不寒而栗的场景，也许是一面墙上涂抹的厚厚的血红大字，写的是“人血！人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