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科技界代表大洗牌，由一批半导体芯片业者专家取代网络科技大佬，而换届后的政府官员亦多军工背景。专家认为，北京当局不断强调自主造芯，力抗美国联合盟友围堵的背后，军工系势力隐现，此举或将加速美中科技新冷战到来。
习主打一体化战略 军工协同造芯
过去一周，北京当局举行第14届全国人大和政治协商会议，俗称“两会”。今年遇上五年一度的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换届，“科技创新”依然是两会热词，但是传统科技创新的领军人物，如马云、马化腾等互联网大佬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小米雷军、华虹半导体董事长张素心、中国科学院大学校长李树深等26名涉及半导体产业的人物。
3月12日，人大通过新任总理李强提名的所有高层官员，其中，军工出身的刘国中，以及曾经担任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总经理的张国清，双双出任国务院副总理，而长期主管武器装备、具有航太背景的李尚福，接替魏凤和出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
相关人事布局，呼应了习近平3月8日出席人大一次会议“军队与武警部队代表团会议”时对于“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的谈话。他强调“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深化科技协同创新，运用好国家实验室，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助研究员王国臣3月10日告诉，过去几年，中共当局打压网路平台业者，从网络数位经济转而强化半导体产业，同时强化军工系在芯片业扮演的角色。
王国臣说，从军工系官僚大量被提拔到政治局、部委、省委一级，同时在这次机构改革中，科技部重整，工信部的重要性大幅提升，以及习近平对军队强调的战略一体化，“一切都是呼应他所谓的新型举国体制，预计未来几年内，他们会集中力量发展芯片。”
国家科研结合军工企业 能突围西方围堵？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Aisa Society）研究员吴国光2月发表报告指，在去年10月召开的二十大上，5名军工系官员被提拔进入政治局，说明军工系统作为特殊类型的制度安排，是习近平喜欢的一种治理模式。
王国臣表示，军工系过去负责研发武器，现在北京当局计划运用军工所谓的传统，来克服民用的瓶颈，例如之前的“两弹一星”、“嫦娥计划”等，“它们的想法是既然我的核弹、导弹都可以研发，卫星都可以发射到外太空，那做个芯片有这么困难吗？所以它们现在希望透过军工的技术，或者是它们研发的传统，来克服被美国卡脖子的问题。”
南台科技大学财务金融系助理教授朱岳中3月5日告诉，中共发展科研主要是凭借大量顶尖人才将美国等西方国家学到的技术带回中国，强化其研究，同时还有非法手段偷抢来的技术，“但美国很清楚，中国或许具备研发能力，实验室做得出来，但没有设备就生产不了。所以，美国游说日本和荷兰，围堵中国。”
3月10日，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荷兰政府即将宣布的出口限制，将阻止ASML三个型号的光刻机贩售给中国，包括：TWINSCAN NXT:2000i、NXT:2050i、NXT:2100i，皆属于浸没式深紫外光刻机（DUV）。
美日荷联手抵制先进半导体设备输中，引发北京当局忧虑，习近平罕见地公开批评，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实施全方位的遏制、围堵、打压，带来严峻挑战。
王国臣认为，中科院、军工企业合作造芯，确实会加速芯片的研发，可是这种完全依靠军工企业或国家力量主导的产业发展，风险很高，不见得会成功，“尽管它研发高超音速导弹可以穿越大气层、卫星可以飞到外太空，但是这和半导体技术不同，它发射到外太空的航空器，可能用到20nm芯片，但是今天市场上的芯片，已经发展到2nm、1nm，越做越小，要求的精细度、难度不同。”
对比台湾先进制造 中国造芯有“三缺”
王国臣认为，如果拿中国急欲发展的“新型举国体制”造芯计划，对比目前芯片产值全球第一的台湾半导体产业，或许可以一窥中国产业发展的前景。
“首先，在文化氛围上，中国大陆地大物博、市场也大，能够拒绝名利诱惑，愿意耐着性子发展芯片的难度较大，过去中国高分毕业的大学生多从事金融业，而台积电吸引的是台大电机系的学生，也就是台湾最优秀的人才去做半导体；而且台湾相对比较市场化，企业多实事求是，相较大陆奉行指令型的计划经济，强调党中央领导一切，由党外行领导整个芯片发展，恐怕会更加困难。”
随着美国对芯片管制、封锁技术的项目不断扩增，王国臣认为，中国面临设备、材料从头做起，良率不足，成本又高，不利于全球竞争，未来只能限缩在国内市场，也就是所谓的内循环。
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宗男3月5日告诉，中国半导体产业在成熟制程方面，或许可以自行发展出中国的产业链，但是在高阶领域先进制程上，中国面临着缺设备、缺高阶技术、缺人才的三缺窘境。
中国自主造芯 美加强封锁 冷战再启
据彭博社报导，拜登政府预告下个月将推出最新的限制措施，限制设备预计将超过目前项目的两倍，随着美中科技战越演越烈，全球芯片业将迎来怎样的变局？
林宗男表示，全球芯片业的格局不至于有太大变化，因为芯片的技术门槛越来越高，不是单一国家政府认知到高阶半导体重要性，投入大笔预算，就能发展起来，“以半导体产业这么高的技术门槛，未来高阶产业的发展，仍然主要由市场来驱动，即由应用场景和生产效率驱动产业发展。”
朱岳中表示，多个国家有意推动芯片自主，虽然单一个国家不可能完全自给自足，但都希望至少拥有部分关键的半导体产业链，例如，台积电已经赴美建厂、在日本兴建7nm晶圆厂、德国也有计划邀台积电设厂，而印度大财团塔塔集团也有意进军半导体产业，全球芯片业格局或将发生变化。
王国臣则认为，不止美国和中国，欧洲也在发展半导体自主计划，“然而，随着美国加强出口管制，结合盟友围堵，中国推动自力更生，美中双边贸易越来越淡，冷战格局将逐渐形成。”
中国依赖军工系造芯
Re: 中国依赖军工系造芯
百名两会代表来自被美制裁中企 释何信号
在本周举行的中共两会上，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成为焦点，大约有100名两会代表来自这些美国制裁的公司。分析认为，这些人出席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体现，以及中共在半导体、AI、稀土等方面和美国及西方盟友之间的对抗加剧的体现。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简称两会）将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召开，持续一周多时间。两会透露习近平在其第三个任期内对权力的掌控程度。
“两会”共有约5150名代表参加。《日经新闻》报导，根据对公司社交媒体帖子和中共媒体报导的审查，今年约有100名人大代表不是来自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就是来自和被制裁企业相关的企业。
尽管根据中共《宪法》将全国人大描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该机构基本上处于党的控制之下。虽然人大代表没有真正的权威，但被选中两会代表是这些人与党的领导层关系密切的标志。
许多代表来自中共国有军工企业，包括武器制造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以及为军队等客户提供IT服务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这些公司都已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被认为是中共政府在技术开发方面军民融合政策的关键企业，这些公司的成员成为两会代表，是中共企图技术自主努力的一部分。
美中芯片战下 多名芯片和AI公司代表入选两会
在美国制裁下的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公司也有不少代表出席两会。人工智能芯片开发商寒武纪科技创办人陈天石首次出席两会，中国最大代工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也派代表出席。
与会者还包括人脸识别巨头商汤科技和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的创办人——这两家公司都在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上。
还有一些两会成员来自一些未直接成为制裁目标的芯片制造商和相关公司，例如中国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华虹半导体，以及徐州百盛化工和山东有研半导体硅材料等材料制造商。
半导体是中共政府于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重点，但中国仍仅提供约20%至30%的自有芯片。从智能手机和自动驾驶汽车到高级计算和武器制造，芯片对于很多商品都至关重要。
去年10月，拜登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在没有获得许可前提下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新规还限制美国公民为中国某些制造设施的芯片开发或生产提供支持。美国正在联合荷兰、日本等国家参与制裁。荷兰政府已经宣布即将出台进一步收紧芯片设备出口的新规。
美国新规是为了限制中共利用高端技术发展军事和监控能力。
“两会的新阵容似乎揭示了北京明确的优先事项，即加强其技术能力以实现自给自足并保持与美国的竞争力。”路透社此前援引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Angela Zhang）的话说。
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但中国芯片产业继续低迷。中国资讯平台“钛媒体App”2月16日发文指出，据中国企业工商资讯查询平台“企查查”的数据，去年中国共5746家芯片相关企业被吊销、注销，比2021年的3420家骤增68%。
北京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在中共实施清零措施时，采用了人工智能面部和语音识别软件对民众进行监控。美国前不久对28加中国实体实施制裁，旨在打击中共人工智能发展。美国表示，被制裁的不少公司服务于中共军队。
稀土和矿物资源 中共和西方的交锋
此外，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有一个专门负责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新部门。中国稀土集团（2021年合并创建的国有稀土巨头）负责人和该领域一名研究人员被选为会议代表，与会的还有包钢的领导。
中国五矿也有代表，该公司一直在海外进行与资源相关的收购。
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在努力在稀土等关键矿物材料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和欧盟正在寻求就电动汽车中使用的关键矿物的供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这是华盛顿为减少全球对中国绿色能源技术所需材料的依赖，而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
美国唯一的稀土生产商已经达成协议，将其新加工厂的产出运往日本。为遏止中共在该关键供应链中的作用，美国和盟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加拿大也已有两家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加紧开发稀土，以对抗中共的垄断。
中国域潇基金（Yuxiao Fund）寻求将其在北方矿业公司（Northern Minerals）的股份从9.9%增加到19.9%。但澳洲财长查尔默斯（Jim Chalmers）在2月签署了一份禁令，拒绝了域潇基金的申请。
互联网行业顶尖人物缺席两会 中共忌惮科技大亨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名册上缺席的是互联网行业顶尖人物，包括腾讯控股创始人马化腾、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和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马化腾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并在2021年北京大力打压科技企业时，利用这一平台呼吁加强对包括他自己的企业在内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李彦宏曾是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互联网公司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为但在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创办人马云罕见公开批评中共政府之后，北京于2020年秋季开始对该行业进行打击。尽管打压行动在去年春天开始减弱，但该行业人物在今年两会中缺席表明政府对互联网科技大亨的影响持提防态度。
在本周举行的中共两会上，受到美国制裁的公司成为焦点，大约有100名两会代表来自这些美国制裁的公司。分析认为，这些人出席是中共军民融合政策的体现，以及中共在半导体、AI、稀土等方面和美国及西方盟友之间的对抗加剧的体现。
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和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简称两会）将分别在3月4日和5日召开，持续一周多时间。两会透露习近平在其第三个任期内对权力的掌控程度。
“两会”共有约5150名代表参加。《日经新闻》报导，根据对公司社交媒体帖子和中共媒体报导的审查，今年约有100名人大代表不是来自被美国制裁的企业，就是来自和被制裁企业相关的企业。
尽管根据中共《宪法》将全国人大描述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但该机构基本上处于党的控制之下。虽然人大代表没有真正的权威，但被选中两会代表是这些人与党的领导层关系密切的标志。
许多代表来自中共国有军工企业，包括武器制造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Norinco）、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以及为军队等客户提供IT服务的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
这些公司都已成为美国制裁的目标，被认为是中共政府在技术开发方面军民融合政策的关键企业，这些公司的成员成为两会代表，是中共企图技术自主努力的一部分。
美中芯片战下 多名芯片和AI公司代表入选两会
在美国制裁下的中国人工智能和半导体公司也有不少代表出席两会。人工智能芯片开发商寒武纪科技创办人陈天石首次出席两会，中国最大代工芯片制造商中芯国际也派代表出席。
与会者还包括人脸识别巨头商汤科技和语音识别公司科大讯飞的创办人——这两家公司都在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黑名单上。
还有一些两会成员来自一些未直接成为制裁目标的芯片制造商和相关公司，例如中国第二大晶圆代工厂华虹半导体，以及徐州百盛化工和山东有研半导体硅材料等材料制造商。
半导体是中共政府于2015年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的重点，但中国仍仅提供约20%至30%的自有芯片。从智能手机和自动驾驶汽车到高级计算和武器制造，芯片对于很多商品都至关重要。
去年10月，拜登政府禁止美国公司在没有获得许可前提下向中国出口先进芯片和芯片制造设备，新规还限制美国公民为中国某些制造设施的芯片开发或生产提供支持。美国正在联合荷兰、日本等国家参与制裁。荷兰政府已经宣布即将出台进一步收紧芯片设备出口的新规。
美国新规是为了限制中共利用高端技术发展军事和监控能力。
“两会的新阵容似乎揭示了北京明确的优先事项，即加强其技术能力以实现自给自足并保持与美国的竞争力。”路透社此前援引香港大学中国法律中心主任张湖月（Angela Zhang）的话说。
尽管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要求“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但中国芯片产业继续低迷。中国资讯平台“钛媒体App”2月16日发文指出，据中国企业工商资讯查询平台“企查查”的数据，去年中国共5746家芯片相关企业被吊销、注销，比2021年的3420家骤增68%。
北京也正在加快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在中共实施清零措施时，采用了人工智能面部和语音识别软件对民众进行监控。美国前不久对28加中国实体实施制裁，旨在打击中共人工智能发展。美国表示，被制裁的不少公司服务于中共军队。
稀土和矿物资源 中共和西方的交锋
此外，中共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有一个专门负责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新部门。中国稀土集团（2021年合并创建的国有稀土巨头）负责人和该领域一名研究人员被选为会议代表，与会的还有包钢的领导。
中国五矿也有代表，该公司一直在海外进行与资源相关的收购。
美国、欧盟、日本、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也在努力在稀土等关键矿物材料上，减少对中国的依赖。美国和欧盟正在寻求就电动汽车中使用的关键矿物的供应达成一项初步协议。这是华盛顿为减少全球对中国绿色能源技术所需材料的依赖，而采取的一个具体步骤。
美国唯一的稀土生产商已经达成协议，将其新加工厂的产出运往日本。为遏止中共在该关键供应链中的作用，美国和盟友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加拿大也已有两家公司在政府的支持下，正在加紧开发稀土，以对抗中共的垄断。
中国域潇基金（Yuxiao Fund）寻求将其在北方矿业公司（Northern Minerals）的股份从9.9%增加到19.9%。但澳洲财长查尔默斯（Jim Chalmers）在2月签署了一份禁令，拒绝了域潇基金的申请。
互联网行业顶尖人物缺席两会 中共忌惮科技大亨影响力
值得注意的是，代表名册上缺席的是互联网行业顶尖人物，包括腾讯控股创始人马化腾、百度首席执行官李彦宏、网易首席执行官丁磊和联想集团首席执行官杨元庆。
马化腾自2013年以来一直担任全国人大代表，并在2021年北京大力打压科技企业时，利用这一平台呼吁加强对包括他自己的企业在内互联网公司的监管。李彦宏曾是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
互联网公司一直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推动力，为但在阿里巴巴集团控股创办人马云罕见公开批评中共政府之后，北京于2020年秋季开始对该行业进行打击。尽管打压行动在去年春天开始减弱，但该行业人物在今年两会中缺席表明政府对互联网科技大亨的影响持提防态度。
Re: 中国依赖军工系造芯
王赫：中共“科技自立自强”一场梦
新一轮机构改革，重组科技部、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共意图从全局规划科技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应对美国科技脱钩和国际科技竞争。
能否如愿呢？未必。最重要一点，当局一方面要求“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党的领导”、 打造“举国体制”，“控”的意识更加强化，这是南辕北辙。
科技史表明：原创性科研成果一般不是出自有计划的重大项目，而是出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以及偶然的发现。例如，Morton Meyers的《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一书记录了39个由于误打误撞而带来的意外的收获，如抗生素、X光、抗抑郁药、化疗药物、子宫颈涂片检查以及基因、干细胞等今天家喻户晓并且挽救着亿万生命的药品和医术。中国学者也曾从中科院一些研究所的重大成果的研究中发现其中80％最初是源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正所谓“我们有意地去发明，我们意外地去发现”。
因此，必须尊重科学家的学术自由和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治。奠定美国20世纪科技政策框架的《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报告，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
然而，以“专政”为宗旨、为政策基点的中共政权，仇视“宪政”、“基本人权”理念，怎么可能奉行“科学自由”呢？在中共治下，科学家必须紧跟政治，连钱学森都得为“亩产万斤”背书，其余可想而知了。
2005年，钱学森对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来源。此外，还有“周光召一问”：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做出多少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
中共不会真正面对这些质问的。它也绝不会给予科学家学术自由的。请看一个例子。2016年5月30日，中共召开“三合一”（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大会，一名头发花白的院士在会上发言道，他从来不在这种场合发言，但这次他“有一个疑问，也可以说是一个请求”。他说：“严格的网络监管，对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讲，损失是非常大的。其实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科技先进国家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把科研成果转化到了什么地步。因此，是不是可以给搞科研的人一点特殊的方便？”会后传出78名院士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解禁网络封锁，提升科研水平，共享国际科研成果。多么卑微的请求。结果呢？就不用说了。
中共虽不给予科学家学术自由，但却追求科技大跃进（2035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以此来维持统治和全球争霸。
怎么办呢？一搞“举国体制”、政治高压；二是烧钱，经济利诱。于是，体制的畸形和根深蒂固的腐败，与此相互激荡，就造成了一大恶果：科研造假。
时至今日，中国科技界的腐败，可用12字概括：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触目惊心。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曾撰文指：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此非虚言。
先看个总体数据。这几年，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在全球不是数一，就是数二。可中国有项指标绝对全球第一，而且遥遥领先：据Healsan Consulting发布的论文撤稿数据，截至2022年7月13日，世界范围内共有37,904篇SCI撤稿，其中中国占17,204篇，占比45.3%。
再看几个实例。其一，1月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公布了“2022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第四批），通报批评8人。之前，1—3批分别公布了10份、12份、46份处理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知名高校榜上有名。
其二，2022年4月，谷歌大脑（Google Brain）团队著名科学家Nicholas Carlini指控：刊登在论文预印网站Arxiv的一篇中国学术综述论文《关于“大模型”的路线图》（“A Roadmap for Big Model”）一文涉嫌严重抄袭。该论文长达逾200页，近百位国内AI大牛参与（分别来自于清华、北大等等国内外高校，以及字节跳动、华为、京东、腾讯等企业以及中科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北京智源AI研究院等机构）。该论文组织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为此发表《致歉信》。这让中国人工智能（AI）学术圈顿时处于风口浪尖。
其三，2022年1月，陆媒报导：自2020年起追踪以来，著名学术“侦探”Elisabeth Bik团队至今已经发现了16个“论文工厂”及其生产的超过2000篇论文，绝大多数含有中国作者，这些“学术垃圾”被贴在同行评议网站Pubpeer上。Elisabeth Bik团队成员扮虎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国的打假只占团队工作的1/3左右。就国内而言，也有很多我们惹不起的人。当了解了这些真实情况，有时候觉得很绝望，到底中国还有多少论文可以让人相信？
其四，2020年4月，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旗下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批量撤销33篇论文，加上该期刊近两年撤下的另8篇论文，总共有41篇，其中39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撤稿理由包括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duplic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操纵作者身份（authorship manipulation）、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an attempt to subvert the peer review process）、内容抄袭（substantial overlap most notably with the article cited）、图像未经允许不当复制（figure duplic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ermission）。有“学术带头人”被撤稿7篇。这并非是施普林格（Springer）首次“下架”问题论文。2015年8月，施普林格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2017年4月，施普林格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当时被喻为国内学术圈的一次“大地震”。
其五，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本科生对通过撤稿观察网站 Retraction Watch检索发现：2012年至2020年5月，中国学者被撤稿论文2,585篇（平均每年撤稿323篇），其中，83%的论文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17%由中国大陆学者与境外学者共同完成；年撤稿量呈增加趋势，如2012年被撤稿154篇，2015年猛增到348篇，2019年增加到481篇，2020年1月到5月被达236篇。
由此可见，中国论文造假之严重。而且，论文造假不仅成为商业模式，还无奇不有。中国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媒体公开报导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有人据此总结出了中国学术造假七宗“最”，引述如下：
l 最为黑色幽默的学术不端：本科生伪造博士证书做博后，出站后又当上了教授
l 最乌龙的学术不端：两篇硕士论文雷同，导师竟是同一人
l 最具国际范的学术不端：姓名拼音相同，英文成果“共享”
l 最猖狂的学术不端：靠“农民工”打磨搞出了汉芯一号，骗走上亿经费
l 最令人扼腕的学术不端：31岁的“娃娃博导”涉嫌抄袭，自毁光明前程
l 最“勤奋”的学术不端：两年在国际期刊发表70篇论文
l 最“高级别”的学术不端：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和他的“莱布尼茨奖”
这既让人触目惊心，又让人哭笑不得，比任何小说都精彩。不过，或许有人会叫屈：这些人只是“小巫”，你为什么不去揭那些“大巫”呢？
“大巫”是谁？中共官员。200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而2007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四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2007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2019年法新社在审读了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官员的12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后发现，其中6篇论文涉嫌抄袭，包括中共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张述元等等。有教授在微博中质疑，“现年60岁左右的博士们，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公布，授予他们博士的单位也不允许其他人去查，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定？”对此，有学者回应说：“中国现在有两个不敢公开，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凡是当官期间获得的博士学位，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只要审查博士论文，肯定露馅。”
看看，问题最后又绕到中共及其官员身上。如果中国一直由其统治着，要想科技自立自强真是做梦。
新一轮机构改革，重组科技部、组建中央科技委员会，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共意图从全局规划科技发展、国家创新体系建设，以推进“科技自立自强”，应对美国科技脱钩和国际科技竞争。
能否如愿呢？未必。最重要一点，当局一方面要求“集聚力量进行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 加强基础研究，突出原创，鼓励自由探索”，另一方面又在“加强党的领导”、 打造“举国体制”，“控”的意识更加强化，这是南辕北辙。
科技史表明：原创性科研成果一般不是出自有计划的重大项目，而是出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以及偶然的发现。例如，Morton Meyers的《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一书记录了39个由于误打误撞而带来的意外的收获，如抗生素、X光、抗抑郁药、化疗药物、子宫颈涂片检查以及基因、干细胞等今天家喻户晓并且挽救着亿万生命的药品和医术。中国学者也曾从中科院一些研究所的重大成果的研究中发现其中80％最初是源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正所谓“我们有意地去发明，我们意外地去发现”。
因此，必须尊重科学家的学术自由和科学共同体的学术自治。奠定美国20世纪科技政策框架的《科学——永无止境的边疆》报告，一个基本思想就是：科学共同体需要保持相对的自主性和探索的自由，以免受政治和其它利益集团的压力，保证科学知识的进展。
然而，以“专政”为宗旨、为政策基点的中共政权，仇视“宪政”、“基本人权”理念，怎么可能奉行“科学自由”呢？在中共治下，科学家必须紧跟政治，连钱学森都得为“亩产万斤”背书，其余可想而知了。
2005年，钱学森对来看望的温家宝总理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之问”的来源。此外，还有“周光召一问”：为什么这些年来我们没有做出多少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原创性的重大科研成果？
中共不会真正面对这些质问的。它也绝不会给予科学家学术自由的。请看一个例子。2016年5月30日，中共召开“三合一”（中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科技大会，一名头发花白的院士在会上发言道，他从来不在这种场合发言，但这次他“有一个疑问，也可以说是一个请求”。他说：“严格的网络监管，对我们搞科研的人来讲，损失是非常大的。其实通过国外的一些网站，我们可以了解很多科技先进国家正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把科研成果转化到了什么地步。因此，是不是可以给搞科研的人一点特殊的方便？”会后传出78名院士联名上书习近平，要求解禁网络封锁，提升科研水平，共享国际科研成果。多么卑微的请求。结果呢？就不用说了。
中共虽不给予科学家学术自由，但却追求科技大跃进（2035年建成创新型国家，21世纪中叶建成世界科技强国），以此来维持统治和全球争霸。
怎么办呢？一搞“举国体制”、政治高压；二是烧钱，经济利诱。于是，体制的畸形和根深蒂固的腐败，与此相互激荡，就造成了一大恶果：科研造假。
时至今日，中国科技界的腐败，可用12字概括：屡禁不止、愈演愈烈、触目惊心。2019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朱邦芬曾撰文指：学术诚信问题涉及面之广和严重程度史无前例。此非虚言。
先看个总体数据。这几年，中国学者在国际期刊发表论文数量在全球不是数一，就是数二。可中国有项指标绝对全球第一，而且遥遥领先：据Healsan Consulting发布的论文撤稿数据，截至2022年7月13日，世界范围内共有37,904篇SCI撤稿，其中中国占17,204篇，占比45.3%。
再看几个实例。其一，1月6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网公布了“2022年查处的不端行为案件处理结果通报（第四批），通报批评8人。之前，1—3批分别公布了10份、12份、46份处理决定。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等知名高校榜上有名。
其二，2022年4月，谷歌大脑（Google Brain）团队著名科学家Nicholas Carlini指控：刊登在论文预印网站Arxiv的一篇中国学术综述论文《关于“大模型”的路线图》（“A Roadmap for Big Model”）一文涉嫌严重抄袭。该论文长达逾200页，近百位国内AI大牛参与（分别来自于清华、北大等等国内外高校，以及字节跳动、华为、京东、腾讯等企业以及中科院、微软亚洲研究院和北京智源AI研究院等机构）。该论文组织方“北京智源人工智能研究院”为此发表《致歉信》。这让中国人工智能（AI）学术圈顿时处于风口浪尖。
其三，2022年1月，陆媒报导：自2020年起追踪以来，著名学术“侦探”Elisabeth Bik团队至今已经发现了16个“论文工厂”及其生产的超过2000篇论文，绝大多数含有中国作者，这些“学术垃圾”被贴在同行评议网站Pubpeer上。Elisabeth Bik团队成员扮虎告诉《中国科学报》：中国的打假只占团队工作的1/3左右。就国内而言，也有很多我们惹不起的人。当了解了这些真实情况，有时候觉得很绝望，到底中国还有多少论文可以让人相信？
其四，2020年4月，国际著名学术出版集团施普林格（Springer）旗下期刊 Multimedia Tools and Applications 批量撤销33篇论文，加上该期刊近两年撤下的另8篇论文，总共有41篇，其中39篇论文的主要作者来自中国。撤稿理由包括剽窃他人未发表手稿（duplicated from an unpublished manuscript）、操纵作者身份（authorship manipulation）、试图颠覆同行评议发表系统（an attempt to subvert the peer review process）、内容抄袭（substantial overlap most notably with the article cited）、图像未经允许不当复制（figure duplication without appropriate permission）。有“学术带头人”被撤稿7篇。这并非是施普林格（Springer）首次“下架”问题论文。2015年8月，施普林格撤回旗下10本学术期刊上发表的64篇论文，绝大部分来自中国。2017年4月，施普林格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一次性撤销107篇中国学者的论文，原因是同行评议造假，当时被喻为国内学术圈的一次“大地震”。
其五，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两位本科生对通过撤稿观察网站 Retraction Watch检索发现：2012年至2020年5月，中国学者被撤稿论文2,585篇（平均每年撤稿323篇），其中，83%的论文作者为中国大陆学者，17%由中国大陆学者与境外学者共同完成；年撤稿量呈增加趋势，如2012年被撤稿154篇，2015年猛增到348篇，2019年增加到481篇，2020年1月到5月被达236篇。
由此可见，中国论文造假之严重。而且，论文造假不仅成为商业模式，还无奇不有。中国社科院2018版《反腐倡廉蓝皮书：中国反腐倡廉建设报告NO.8》梳理了近20年来国内媒体公开报导的64起学术不端典型案例。有人据此总结出了中国学术造假七宗“最”，引述如下：
l 最为黑色幽默的学术不端：本科生伪造博士证书做博后，出站后又当上了教授
l 最乌龙的学术不端：两篇硕士论文雷同，导师竟是同一人
l 最具国际范的学术不端：姓名拼音相同，英文成果“共享”
l 最猖狂的学术不端：靠“农民工”打磨搞出了汉芯一号，骗走上亿经费
l 最令人扼腕的学术不端：31岁的“娃娃博导”涉嫌抄袭，自毁光明前程
l 最“勤奋”的学术不端：两年在国际期刊发表70篇论文
l 最“高级别”的学术不端：复旦大学前校长杨玉良和他的“莱布尼茨奖”
这既让人触目惊心，又让人哭笑不得，比任何小说都精彩。不过，或许有人会叫屈：这些人只是“小巫”，你为什么不去揭那些“大巫”呢？
“大巫”是谁？中共官员。2009年10月26日，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在杭州“2009年高等教育国际论坛”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最大的博士群体并不在高校，而是在官场。”当场倡议教授治学，还学术权力以学术，赢得全场分贝最高的掌声。而2007年由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人事部进行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历时四年，近30万字的报告透露：2007年中国已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其中半数以上博士进入政府当官，完全不同于早年90%博士留在大学及科研所工作，“博士大跃进”之风愈演愈烈。
2019年法新社在审读了中国‘知网’上的中国官员的12篇硕士或博士论文后发现，其中6篇论文涉嫌抄袭，包括中共原国家副主席李源潮、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最高法院副院长张述元等等。有教授在微博中质疑，“现年60岁左右的博士们，他们的博士论文都没有公布，授予他们博士的单位也不允许其他人去查，不知是根据什么规定？”对此，有学者回应说：“中国现在有两个不敢公开，一个是财产不敢公开，一个是博士论文不敢公开。”“凡是当官期间获得的博士学位，十有八九是找人代笔。”“只要审查博士论文，肯定露馅。”
看看，问题最后又绕到中共及其官员身上。如果中国一直由其统治着，要想科技自立自强真是做梦。